《百年黄昏》第三章第四节翁康交情有多深.docVIP

《百年黄昏》第三章第四节翁康交情有多深 翁同龢与康有为的交情有多深？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戊戌事变后，为了避祸，翁同龢曾将自己的日记做了删改，使有些事实扑朔迷离。但是，据专家考证，《翁同龢日记》的真实性还是比较高的。通过日记的一系列记载，仍然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出他与康有为的交往过程，更能看清康有为在他心目中的真实地位。 1888年11月16日，康有为揣着《上清帝第一书》，登门求见翁同龢。《翁同龢日记》记载：“南海布衣康祖诒上书于我，意欲一见，拒之。”（17） 但康有为并不甘心，他将《上清帝第一书》“递与祭酒盛伯羲先生昱，祭酒素亢直，许之上”?（18）。盛昱转交翁同龢，请其代递皇上，仍被翁同龢拒绝。1888年11月30日，《翁同龢日记》记载：“盛伯羲以康祖诒封事一件来，欲成均代递，然语太讦直，无益，只生衅耳，决计复谢之。”（19） 1894年，两广总督李瀚章奉旨查究康有为所著的《新学伪经考》。为了平息此事，梁启超曾登门向翁同龢求助。“初十日，……康之弟子梁启超卓如来，未见。”（20）翁同龢此前曾读过《新学伪经考》。“初二日，……看康长素（祖诒，广东举人，名士）《新学伪经考》，以为刘歆古文无一不伪，竄乱六经，而郑康成以下皆为所惑云云。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21） 甲午战败后，民族危机空前严峻，国难当头，变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全国兴起了上书热潮。1895年7月1日，康有为前往翁府拜访。翁同龢将当前见面的情况写进了日记。但戊戌事变后，他在删改日记时，将康有为的名字改为李慈铭。孔祥吉在《清人日记琐谈》中指出，翁氏忙乱之中，忘了李慈铭已在1894年就去世了。因此，改删的漏洞一目了然。孔先生参考翁氏后人翁万戈提供的日记原稿本，发现“李慈铭”三字是事后剪贴上去的，做工精细，不仔细端详，几乎看不出来。那天的日记是：“饭后，李莼客先生来长谈，此君举世目为狂生，自余观之，盖策士也。”当时，李慈铭已是花甲老人，称做“狂生”显然不妥，如改为康有为，就比较好解释了。因为在翁同龢眼中，他顶多只是一个口若悬河而无多少政治经验的“策士”，而“狂生”也符合翁同龢对康有为的一贯评价。 1895年8月，《万国公报》创刊，不久就改称《中外纪闻》。11月，强学会成立。即使是在强学会中，康党的地位也是不高的，台前唱戏的是陈炽（？—1899，时任户部郎中、军机处章京，强学会正董）、沈曾植（1850—1922，时任刑部郎中，强学会正董）、沈曾桐（1853—1921，时任翰林院编修，强学会副董）、文廷式（1856—1904，时任侍读学士，强学会副董），幕后支持者是军机大臣李鸿藻和翁同龢、充管理沟渠河道大臣孙家鼐、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主力都是朝廷命官，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等人微言轻，在其中并无多大号召力，梁启超只担任强学会的书记员（也就是别人讲话他作记录）。现在，人们一谈到强学会，就把康有为抬得很高。实际上，这是值得打问号的。 1898年1月24日，在总署西花厅里，奉光绪皇帝之命，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廖寿恒和张荫桓等五大臣听取了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后来，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康有为做了详细而生动的记录，让人一睹其侃侃而谈、舌战群儒的风采。康有为写道：“阅日召见枢臣，翁以吾言入奏，上命召见，恭邸谓请令其条陈所见，若可采取，乃令召见。上乃令条陈所见，并进呈《日本变政考》及《俄彼得变政记》。”但是，同一天，翁同龢却对康有为的表现非常失望、反感，他在日记中写道：“传康有为到署，高谈时局，以变法为主，立制度局、新政局、练民兵、开铁路、广借洋债数条，狂甚。灯后归，愤甚，疲甚。”（22） 由于康有为等人的张狂生事，危害到变法大局，所以，早在戊戌变法帷幕拉开之前，翁同龢就有调虎离山的想法。康有为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承认： 于是，谤言塞途，宾客至交皆避不敢来，门可罗雀，与三月时成两世界矣。……上读《日本变政考》而善之，再催总署议覆，然以粤中学者咸集，已决归。上时决意变法，使庆邸告西后曰：“我不能为亡国之君。如不与我权，我宁逊位。”西后乃听上。于时恭邸薨，吾乃上书常熟，促其亟变法，勿失时；常熟以吾谤鼎沸，亦欲吾去；乃召还，亦听吾归矣。（23） 周素园曾担任过礼部尚书李端棻的文案。他在《周素园文集》中说： 苾园先生在戊戌维新史上曾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李典试广东，拔识梁启超，以其从妹妻之。启超入京会试，馆于李宅，日夜为其师康有为延誉，李亦心折之。遂介有为于翁同龢，翁向光绪帝推荐，有为遂柄用）。（24） 翁同龢向光绪皇帝举荐了康有为的说法，无论是在当年还是今天，都很流行。但是，翁同龢却矢口否认。他在1899年12月23日的日记中辩解道： 《新闻报》记（十一月）十八日谕旨，拿康梁二逆，并及康逆为翁同龢荐引，有其才百倍于臣之语，伏读悚惕。窃念康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