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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央行的调控工具 　　2015年2月4日晚，中国人民银行（央行）宣布，自5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存准率”）0.5个百分点，同时，对小微企业贷款占比达到规定标准的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额外再降低0.5个百分点，对农业发展银行额外再降低4个百分点。 　　这是央行自2012年5月18日之后，时隔两年多时间再次普遍降准（2014年对小微贷款、涉农贷款达到一定比例的金融机构实施了两次一定范围的“定向降准”），并进一步加大了定向降准力度，可以说是中国应对外汇占款近期快速下降的重要货币政策举措，体现了政策调控的灵活性和针对性。 　　中国式灵活“降准” 　　 根据外汇占款的变动灵活调整“存准率”，是中国货币政策工具的重要发明和成功经验。 　　中国人民币“存准率”自1999年11月起至2003年9月为6%，2003年9月开始，基于金融机构，特别是中央银行外汇占款快速增长（相应增加外汇储备和人民币基础货币投放），为对冲过多的流动性，控制货币总量过快增长，实施积极的宏观调控，央行不断提高金融机构人民币“存准率”（通过冻结存款准备金，收缩商业银行流动性，进而抑制中国商业银行贷款及其派生货币的扩张，间接控制货币总量的增长），至2011年6月20日，大型金融机构“存准率”提高到21.5%（中小银行“存准率”一般低3.5个百分点左右），创下全世界的最高纪录（央行明确表示，要把多余的资金圈到“池子”里，在外汇占款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存款准备金率没有高限）。 　　之后，基于外币占款增长趋缓，社会流动性趋紧，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状况，央行于2011年12月5日、2012年2月24日、2012年5月18日分别下调“存准率”各0.5个百分点，大型金融机构“存准率”下调至20%。 　　在外汇大量流入中国，推动人民币汇率快速升值的情况下，央行大量购买外汇，投放人民币，有力地平抑了人民币与外汇的供求关系，抑制了人民币汇率的过快升值，并将外汇主要集中到央行手中，形成世界最大规模的“国家外汇储备”，增强了央行对外汇的控制力。 　　同时，央行又采取相应提高“存准率”等方法，冻结商业银行相关的流动性（形成“资金池”），相应控制货币总量的过快增长，抑制资产价格的过度上升和经济过热增长，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资产和经济泡沫的形成与积累，并为应对以后外汇大规模流出，外汇占款急速下降，流动性严重萎缩创造了重要条件。 　　如果没有这种做法，中国的货币总量将比现有的规模大得多，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风险也将大得多，也就很难避免像很多国家那样，在外汇大规模流入和集中流出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遭受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冲击。 　　这使得调整“存准率”也成为2003年以来中国无可替代的最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货币政策调节作用。可以说，根据外汇占款的变动灵活调整“存准率”，成为中国货币政策工具的重要发明和成功经验。 　　应对外汇占款下滑 　　央行于2011年12月至2012年5月下调人民币“存准率”1.5个百分点之后，2012年6月和7月又连续下调人民币基准利率，货币政策的调整力度非常大，这在抑制经济增长快速下滑，保持经济社会总体稳定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和风险：货币总量（M2）与GDP之比以及社会负债率快速提升，企业负债率超过国际警戒线，结构性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更加突出，银行实际利差没有明显收缩，资金大量滞留金融领域“空转”，房地产、政府融资平台、影子银行体系的风险凸显，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压力明显增强。 　　这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关注，进而更加强调宏观政策的稳定性和促进结构调整，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对进一步运用降息、降准工具实施“大水漫灌式”刺激政策非常慎重，改而更多地实施“微调”和“定向调节”，更多地由央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灵活调节流动性和市场利率水平。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存准率”的调整进入稳定期，即使其后外汇占款明显增加（2012年5月末，央行外汇占款23.52万亿元，到2013年5月末，增长到25万亿元，增加了1.48万亿元。 　　到2014年5月末，进一步增加到27.30万亿元，比2012年5月末增加了3.78万亿元），但为增强抑制经济下行，央行并没有相应提高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实际上就是在实施隐性的宽松性货币政策。 　　但自2014年下半年开始，人民币汇率以及金融机构外汇占款稳中趋降的态势逐渐增强，特别是12月份，金融机构外汇占款环比减少1184亿元，央行外汇占款更是环比减少1289亿元。 　　与此同时，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下行压力明显增强，这使得央行放松货币政策的需求明显增强。 　　从2014年9月份开始，央行通过各种借贷和市场操作工具不断加大向金融机构释放流动性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