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文化与乡村社会秩序建构——温州农村宗族问题思考(朱康对).docVIP

宗族文化与乡村社会秩序建构——温州农村宗族问题思考(朱康对)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农村微观经济结构的重建，已经沉寂多年的宗族问题在我国 广大农村又重新凸现出来。地处东南一隅的温州地区，由于地理位置偏僻，传统文化 影响历来较为深远，因此宗族问题在个别乡村十分突出。为了加强农村的精神文明建 设和社会稳定，我们有必要对宗族文化影响作进一步的考察和研究。 一、宗族文化的复兴与乡村社会变迁 宗族是以共同的祖先为纽带联结而成的家庭联合组织。宗族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悠 久的传统文化，它是中国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长期封闭的社会环境的产物 。温州地区由于地理环境相对闭塞，历史上曾一度被视为蛮荒之地。历朝以来政府对 此地的控制也相应较松，正统的主流文化的影响力到此也有所减弱，相反民间的宗族 文化却一直有着强大的影响。旧社会宗族组织一直和乡村政权组织并存，成为农村社 会的两大统治力量。 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乡村的宗族文化也受到了巨大 的冲击。由于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传播，以及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方式被集体经济所 取代，乡村宗族文化曾一度得以抑制。但是当时高度集权的政治控制，只不过解散了 外在的宗族组织，并没有消除人们头脑中的宗族意识。宗族文化虽然从过去的显性状 态转入了隐性状态，但是一到“潮暖季节”，它就改头换面地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 七十年代中期永嘉县渠口乡下日川村与西岸村曾发生一次山林纠纷，从表面上看这似 乎是村与村之间的地域矛盾，但是从以叶姓为主的下方村村民的参与中，我们可以发 现这实质上是周姓与叶姓之间的宗族冲突。 改革开放以后，温州农村恢复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散经营方式。随着经济上微观 干预的放弃，农村社会的意识形态控制和政治控制也趋于放松，于是传统的宗族文化 又开始全面复兴。八十年代初期，温州农村各地兴起一股重修族谱、重建祠堂之风。 据永嘉《桥头镇志》记载，自１９８０年起，几年间全镇各主要姓氏的族谱几乎全部 重新修纂。 永嘉县黄田乡到１９８９年止，全乡共重修重建祠堂３３座，平均每一个自然村 都有一座祠堂。这些祠堂有的甚至是原大队集体公房改建的，有的在“某氏祠堂”的 边上还能隐约看到“某某大队”的字样。现在，在温州农村许多地方，宗族组织重建 重修的祠堂已经取代了原来的集体公房，成为乡村社区公众活动的中心。每当逢年过 节，这里都进行唱词演戏、祭祀祖先、吃祠堂酒等传统活动。苍南县有的大姓宗族甚 至召开浙闽赣三省十八县同姓宗族联谊会，进行统一的排辈。 八十年代以来，农村宗族文化的复兴有着深刻社会经济文化原因。农村的分散经 营恢复以后，家庭成为各自的利益中心。由于利益关系直接化，冲突也就不可避免。 而政府在处理农村社会冲突上存在一定的盲区和迟滞，因此，农民就自然而然地找到 了宗族这一传统的靠山。何况宗族观念在聚族而居的农村社区本来就根深蒂固，一旦 政府控制稍有减弱，就会重新萌发。此外改革开放以后，温州作为侨乡，每年不断有 海外华侨返乡认宗祭祖，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宗族文化的复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宗族文化的强化与乡村社会秩序 近十几年来，温州农村宗族文化的重建对乡村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宗族不但 有一定的组织形式，而且还有一系列族规家法。它还往往通过各种各样的观念传播， 深入人们的头脑，从而直接影响人们的价值判断和行为方式。乡村社会的宗族组织不 但有敬宗收族、整合农村人际关系、恤贫和兴学的社会功能，还具有某种政治功能。 历朝以来，宗族组织一直和乡村的基层政权组织并存，构成对农村社会的双重复合统 治。历朝统治者也基于“积族而成邑，积邑而成国”即国家不过是宗族的集合体的认 识，在不影响政府统治的前提下，有意识地利用宗族组织来加强对农村的控制。近代 思想家魏源就曾指出：“天下直省郡国，各得数百族，落落参错县邑间。朝廷复以大 宗法联之，俾自教养守卫，则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水旱凶荒有所恃，谣俗有所 稽查。余小姓附之，人心维系，盘固而不动，盗贼之患不作矣。”（见魏源《庐江章 氏义庄记》）。 一般而言，宗族文化都崇尚光宗耀祖、遵纪守法、恤贫助学、与邻族和睦相处。 如１９９６年家庭经济困难的温州高考文科状元就曾得到族人的捐助。因此通常情况 下，宗族组织的重建是不会危害社会的，甚至有的社会矛盾往往不用通过政府，就可 以在宗族内部自我调解。但是宗族组织的目标毕竟与整个社会的目标有所不同，如果 政府对此不加有效控制，宗族势力的发展很容易成为农村社会秩序稳定的破坏力量。 首先，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组织，对内有很强的凝聚力，对外则容易产生排斥情 绪。尤其在同姓宗族相对集中的村落，小姓家族就易受大姓欺侮和排挤。有的从妻居 家庭的子女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