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华人神学特色技巧归纳.docVIP

A thesis submitted to XXX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Engineering 近代华人神学的特色 1900-1949 作者： 林荣洪 在过去二十四期，《今日华人教会》双月刊的编辑同工为笔者开辟「近代华人神学发展」的专栏，让我有机会与读者分享点滴的研究成果，于此先向他们衷心致谢。　　在二十世纪前五十年，中国经历史无前例的变动：义和团事变、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党北伐、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一连串事件，中国传统社会的面貌完全改变了。中国教会在这动荡的时局中挣扎求存、历尽沧桑，虽然年日尚短、资源薄弱、人材缺乏，但仍能在历史洪流中矗立不倒，不断增长，继续为福音作见证。　　这半世纪的中华神学并不是从一九○○年才开始。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基督教的传教事业日益发展，早为中国教会播下了种子，不过当时教会成长缓慢，神学思想停留在襁褓阶段。到了庚子年间（1900 ）义和团事变之后，国内出现了宣教的新局面，在一股倾慕西方的热潮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兴趣油然而生，使信教人数急剧上升。民国成立之后（1912 ），宗教自由载于宪法，基督教取得合法地位，中国教会的身分和形象渐次建立起来，而基督教甚至被视为救国的途径之一。　　这半世纪的中华神学也不是在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结束。神学思想的形成，是教会本著上帝的启示，针对时代的问题所作的反省和回应，这种与时代的对话是不能且不会停止的。然而，自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教会分散到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包括台湾、香港、东南亚、北美、欧澳等地，由于各处的文化背景、社会动态、政治气候都不同，中华神学成为一种地域性的神学，其内容因时因地而有所差别。　　本专栏所探讨的五十年中华神学，可说是一个整体，就是中国教会建立了自我的身分和对外的形象之后所营造出来的。半世纪中华神学有以下几项特色，对往后中国教会及海外华人教会的发展，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新旧派神学的对立，危害中国教会的合一见证。福音是由西教士传入中国，西教士将他们的神学思想传授给中国信徒。在十九世纪，绝大部份传教士属于保守派，但到了二十世纪初，西方新神学日渐挤进中国教会，新旧派神学的争执就在中国工场上演。中华圣经联会的成立便是一个实例。当时若干海外留学的中国信徒，将新神学思想带返中国。从这时开始，中国教会内出现了两派神学对立的阵营，他们的神学前设和神学方法都不一样，对《圣经》的权威、耶稣基督的身分及使命、救恩的诠释、天国的意义等，皆有不同的看法。新派比较关心政治、社会的问题，而保守派则多讲个人得救、复兴培灵。两派互相抨击，缺少对话。　　然而，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新神学式微，已经昭然若揭，这种趋势也影响中国教会。以赵紫宸为例，他起初是一位自名新派的神学家，后来对近代新神学作出严厉的批评，他说：「近代的神学中有些学派昧于宗教的性质，既要讲宗教，复要搜集合于科学的题材；所以在各种宗教中找寻公有的基本事实，在人类的宗教经验中追求宗教的实体，所索得的是人文，而不是启示。于是乎拒绝启示，专讲经验，绕了很远的圈子，所得到的只是无实性的、主观的，不是由上帝启示的所谓之宗教。这种宗教，异乎基督教的本质，同乎人文主义，自然主义，虽仍有基督教之名，却已不是基督所垂示，使徒以及历代教会所信从的真际了。」赵氏的话是一种自我批判，他放弃了基督教的人文主义，转向基督教的启示神学，从新正统派的立场，接受《圣经》为上帝的启示。　　第二，具有浓厚的护教色彩。基督教在华传播多年，不断受到国人排拒，直至民国成立，宗教自由载于宪法，才引进了新的宣教形势，基督教成为合法宗教。但在五四运动时期，国内知识分子吸收各种西方思想，其中不少是反对基督教的，故产生了强烈的反教势力，助长二十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当时教外人士从多方面打击基督教，包括儒家传统、科学主义、民族主义、马列主义、国家教育等。这些反教言论为教会制造了一个漫长的护教神学议程，促使信徒「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无论是新派、旧派都各出其力，从不同的神学角度发表言论，使二十年代成为中国教会百花齐放的护教时代，而这种护教言论延续到三、四十年代还未有停止，虽然后期言论在质和量方面都比二十年代逊色。　　中国是个异教社会，历来儒、释、道三教的互动沟通，形成了庞大的宗教体系。如果要求国人放弃这种民间宗教信仰，去接受基督教，传福音者必须说明福音的真实性及可信性。此种宗教批判的护教工作，无疑是中华神学的一项重要的责任，只可惜在这半世纪中，这方面的护教言论相对较少。　　第三，尊重《圣经》在神学上的地位。神学是研究上帝的学问，而这种学问的基本素材是来自《圣经》，因为《圣经》记载上帝的话。保守派人士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