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儒家的贫富观资料.doc

儒家的贫富观 ? 周北辰 ??? ? 一、 励民致富 ? 儒家治世之道，以“富民”为本。在儒家看来，要治理好一个国家，要建构一个美好的社会，必须让天下百姓都富裕起来，要做到“藏富于民”，即孔子所谓“既庶矣”则“富之”的思想。这一思想到孟子则发展成为“民本”观念。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强调以民为贵，以民为本，施仁政于民。在孟子看来，施仁政必首先关注“民生”问题，要“置民之产”。孟子说：“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则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所谓“置民之产”，按今天的话讲就是要让天下百姓都拥有自己的产业，包括衣食住行，上孝父母，下养妻儿，以及抵抗风险的经济能力。这是人的基本物质生活条件，是政治清明社会和谐的底线要求。只有天下每一个人的基本需求得以满足，人心才会稳定，社会和谐秩序的建构才有可能。故孟子进而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滕文公上》）。由此可见，在儒家看来，“民产”是“民心”的基础，“置民之产”是儒家“民本”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建构美好社会所必备的条件，是“民贵”思想的具体落实。“民贵”首先必须体现为“富民”，民不富则无以贵。 ? 求富之心是人性本然，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朱子也说：“利者，人情之所欲”（《论语·里仁》）。在儒家看来，人们追求物质利益，追求财富是符合人性的，并认为人的物质需求的满足是对百姓施行教化的基础。《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荀子也说：“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儒家礼乐文教的落实与道德理想的实现都是建立在“富民”基础之上的。民不富则心无常，心无常则教化不行，教化不行则礼乐不兴，儒家的社会理想就无从实现。由是可知，“富民”是儒家治世经国的基础。 ? 正因如此，儒家才励民致富，认为“帮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论语·泰伯》）。在一个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中，一个人如果不努力改变自己的贫困状况，这是一种耻辱。孔子进而还认为：“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 述而》），就是说，如果可求富贵，即使从事卑微的工作我也愿意为之。靠自己的勤劳而致富，即便从事卑微的工作也再所不辞，这是一种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的精神，是一种天行纲键，自强不息的精神，这是儒家所大力推崇和提倡的。尤其是在清明的政治环境中，在现代工商业社会里，每个人都要有“耻贫荣富”的观念，发扬圣人甘为“执鞭之士”的精神，脱贫致富，改变自己的物质生活环境。 ? ? 二、 处贫之方 ? 孔子周游列国，在陈绝粮，随行者全都病卧不起。子路愤愤不平，问孔子说：“君子亦有穷乎？”孔子回答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其意是说，君子小人都有穷困之时，区别在于君子固守其穷，无所怨悔，而小人穷则丧失原则，放纵于行，以图改变穷困之境。这就是君子小人的区别！ ? 儒家虽然肯定人们摆脱穷困追求富贵的合理性， 励民致富，以贫为耻，但是却十分重视其手段的正当性。儒家不仅看重目的之善，也非常看重手段之善。善的目的必须通过善的手段来实现，否则宁可牺牲其目的，也绝不使用不善的手段来达至这一目的。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富贵，取之有道；贫贱，去之有道。儒家倡导，人们在摆脱贫困追求富贵的过程中一定要遵循“义利之辩”的义法，不能违背天道性理和道德原则，不能惟利是图，要见利而思义，不能为了追求富贵而不择手段。所以，孟子说：“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又说“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孟子所说的就是儒家“守死善道”的精神，是一种立于天地之间的大丈夫气慨，不合于道，则利小如一箪食亦不受之；合于道则受以天下也泰然处之。如果不道而致富，即使是万钟之禄，又有什么意义和价值？所以孔子也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们如浮云”。儒家提倡的是致富以道，穷而不滥。 ? 富贵，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达至的，富贵者也未必就终生都能安享富贵的。斗转星移，世事无常，贫富并非永恒不变，而是处于一种交替更迭之中。“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红楼梦·好了歌注》），这种由富贵而贫穷，由贫穷而富贵的交替，在人世间演绎出了无数的悲欢离合。因而，对于贫穷与富贵都要有正确的态度去对待。何以处贫，何以为富，贫困时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态和作为，富贵时又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态和行为，这对于一个人而言至关紧要。 ? 在儒家看来，处贫困难于处富贵，孔子说：“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