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东西文化论.docVIP

李大钊的东西文化论在东西文化论战中的地位与思想史上的意义 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①，是一场谋求清算旧文化，即传统的中国文化；提倡新文化，即现代西方文化的运动。陈独秀在《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一文中指出：中国与印度的东方文明处于仍未摆脱古代文明窠臼的状况。他认为“可称曰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就是说，他把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放在了纵向时间进化的序列上。因此，不管陈独秀颂扬法国文明，还是胡适赞美美国文明，都承认中国文明的历史后进性。所谓“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②也不是永远的差异，只不过是历史发展的早晚而已。因此，他们根据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来试图解决中国在世界生存竞争中如何生存下去的课题，换言之，就是缩短与西洋文化之间时间的差距。由此可见，他们站在了普遍主义文化史观的立场上，表现为西洋主义、近代主义。他们为启蒙运动即五四新文化运动找到了理论根据，同时也为辛亥革命补上了思想基础的一课。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文明“没落”的危机意识抬头，在西方丧失了自信心的国际形势背景下③，梁启超于1920年写作了《欧游心影录》④，举起中国文化再评价大旗，试图反击新文化运动。他以大战后在欧洲考察的见闻为素材，介绍了在经济萧条和阶级斗争激化中挣扎的西方国家实况，指出西方文明未必完美无缺。同时他还指出，西方在自然科学万能的口号下，树立了纯物质、纯机械的人生观，否认人类意志的自由，把人类从善恶的责任中解放出来，从而导致了道德的颓废。因此，用东方的精神文明挽救西方文明，也就是以西方文明发展我们的文明，并以我们的文明补充西方文明，使之相互作用，从而演变成一种新的文明。因此，梁启超强调这是一项紧迫的任务，呼吁中国人建立应有的责任感。梁的东西文明调和论，击中了西方文化一边倒论者的空虚之处，在“打倒孔家店”口号尚未喊出前的沉寂之时，把东方文明颂扬为世界的救世主。再加上还有正在中国进行关于东西文化结合讲演的杜威与罗素，与之相呼应，显得很有说明力。⑤同时，也与日本人的关于东西文化融合的主张相吻合⑥，使中国人自负为东西文明古国的自尊心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满足。梁的这一学说有很大魅力，他使那些只向西方看的人们又一次回顾东方，恢复了东方文明的自信。这种以东西文明调和而创造一种新文明的主张，实际上也是站在相信文化有普遍性的普遍主义立场之上的。 1921年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进一步发展了梁启超的理论。梁漱溟于1917年入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北京大学是《新青年》派的大本营，梁漱溟也“无时不感觉压迫之严重”，因而努力地探索“解决之道”⑦。梁漱溟认为不搞清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本质这一根本问题，不搞清“东西文化所以调和之道”，仅仅因为外国人对西洋文明有所怀疑便乘机主张调和，这正是梁启超等人论点的暖昧之处。 梁漱溟认为，东洋文化已经走到尽头，已经没有能够根本解决的办法。东洋文化或者发展成世界文化，或者消亡，别无选择。可见梁漱溟与梁启超是同样站在普遍主义立场之上的。 梁漱溟执著地分析了决定东西两文化差异的根本原因。最后他得出了“生活之根本在意欲，而文化不过是生活之样法，那么文化之所以不同，由于意欲之所向不同是很明显的”。他把生活的样法分为“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⑧三大类，而西方、中国、印度三大文化分别代表了这三种类型。 梁漱溟认为这三种文化在价值上本来没有差别的。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的衰落只是“不合时宜”而已。因此虽然现在西洋文化顺应时势，成为世界文化，但只要时间一到，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也一样可以作为世界文化主宰天下。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正是西洋文化的衰落开始表面化之时，因此“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国文化成为下一个世界文化是历史的必然。梁漱溟认为世界文化依西洋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之顺序而交替，继中国文化之后印度文化将登上世界文化的宝座。 梁漱溟提出中国人现在应该采取的态度是：“第一，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保留。第二，对于西方文化应全盘接受，对其态度要改一改。第三，批评地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于是乎，梁漱溟积极主张当前的课题就是全盘接受西方文化，至少他不但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敌人，甚且是一位理解者和赞成者。 可是在另一方面，他却把已被陈独秀贬低为“古代文明”的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又提高到与西方文化同等的地位。这无疑又是对新文化运动的挑战，是从根本上颠覆五四运动成果。因此，梁漱溟是不是一位普遍主义者，还应结合他所宣扬的中国特殊论的《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933)中的思想，来重新进行考察。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运用儒教、印度哲学、西方哲学的知识，构成了具有精深理论和严密体系的巨著，提出了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反的主题。此书引起了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