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第四节朱熹与张栻的中和之辩.docVIP

第四节 朱熹与张栻的中和之辩? 一、辩论的由来 ??? 所谓中和，出自于宋代理学家极为重视的“四书”之一的《中庸》。《礼记·中庸》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意即喜怒哀乐等人的感情未发之前，谓之中，此中存在于内，是一种精神性的实体，它作为天下的根本，是喜怒哀乐等人的感情的发源地。人的感情表现在外，符合了中的原则，便是和。掌握了中和的原则，天地万物便有其根据，天下可得到治理，人的道德也可达到圣人的境界。 ??? 宋代理学家都很重视《中庸》提出的中和之义，纷纷对此加以阐发，把它作为心性哲学和道德修养论的重要内容。程颐提出：“‘ 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动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达道’。”认为中为静、为本；和为动、为本的表现。程颐又说：“赤子之心可谓之和，不可谓之中。”这里以心为已发之和，不以心为未发之中。程颐的这一观点后来有所改变，但其以心为已发，这对胡宏、张栻的思想却产生了较大影响，也是引起朱熹、张栻争论的一个契机。程颐还提出：“中也者，所以状性之体段。”以未发之中言性。程颐又与苏季明讨论了未发之前的涵养问题，认为“若言存养于喜怒哀乐未发之时，则可；若言求中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则不可。”又是曰：“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更怎求生？只平日涵养便是。涵养久，则喜怒哀乐发自中节。”胡宏继承了程颐以中言性，以和为心的思想，提出性为体、为未发；心为用、为已发的观点。他说：“圣人指明其体曰性，指明其用曰心。”并说“窃谓未发只可言性，已发乃可言心。故伊川曰：中者，所以状性之体段。而不言状心之体段也。”与此相应，在心性修养上，胡宏主张，当性发见为良心之苗裔时，就要“一有见焉，操而存之，存而养之，养而充之，以至于大，大而不已，与天同矣。”这种临事发现良心苗裔的工夫就称为省察或察识，即察识良心。发见后的存养就叫涵养，即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培养。胡宏的这种以性为未发，心为已发，先察识后存养的思想影响到张栻，成为当时湖湘学派心性修养论的观点。而李侗受程颐“存养于喜怒哀乐未发之时”和“涵养须用敬”思想的影响，强调于未发时的涵养，从静中体认大本。朱熹称：“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此乃龟山门下相传指诀。”从杨时到李侗都持这种观点。由此可见，胡宏以性为未发，心为已发，先察识后存养的观点与李侗侧重于静默未发时涵养体认大本的思想虽然都可以从程颐的思想里找到某些根据，但胡宏与李侗思想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这种观点的不同，分别影响到他们各自的门人张栻和朱熹，由此而引起了朱张两人的“中和之辩”。 二、关于已发与未发 ??? 已发与未发，是朱熹、张栻中和之辩的重要内容。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朱熹专程访张栻于潭州（今长沙），两人相与讨论了已发、未发等有关中和之义的问题。朱熹说：“余早从延平李先生学，受《中庸》之书，求喜怒哀乐未发之旨，未达而先生没。余窃自悼其不敏，若穷人之无归。闻张钦夫得衡山胡氏学，则往从而问焉。钦夫告余以所闻，余亦未之省也。退而沉思，殆忘寝食。一日喟然叹曰：人自婴儿以至老死，虽谓默动静之不同，然其大体莫非已发，特其未发者为未尝发尔。自此不复有疑，以为《中庸》之旨果不外乎此矣。后得胡氏书，有与曾吉父论未发之旨者，其论又适与余意合，用是益自信。”朱熹初拜李侗为师时，过去曾出入佛老，经李侗指正，乃知以前流入佛教为非，遂重于从儒家经典中求义理，然而却忽视了李侗关于在静默未发时涵养的思想。李侗去世后，朱熹乃觉得没有掌握李侗于静默未发之时涵养体认大本的遗意，感到不安。他说：“当时亲炙之时，贪听讲论，又方窃好章句训诂之习，不得尽心于此。至今若存若亡，无一的实见处，孤负教育之意，每念此，未尝不愧汗沾衣也。”于是朱熹前往潭州求教于张栻。张栻把他所理解的性为未发，心为已发的观点告诉朱熹。朱熹经过一番思索，接受了张栻的观点。朱熹说：“《中庸》未发已发之义，前此认得此心流行之体，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发而言，遂目心为已发，性为未发。”由于程颐曾有心为已发之言，胡宏在和僧吉甫论未发之旨时，也有性为未发，心为已发之说，这些思想都影响了朱熹。张栻这时也持师说。朱熹在和张栻的讨论中，虽“三日夜而不能合”，但最终还是接受了张栻的观点。 ??? 朱熹接受了张栻的观点后，便舍去了李侗于未发时涵养体认大本之教，而专事于在已发之际察识其心。朱熹说：“天理本真，随处发见，不少停息者，其体用固如是，而岂物欲之私所能壅遏而梏亡之哉？故虽汨于物欲流荡之中，而其良心萌蘖亦未尝不因事而发见。学者于是致察而操存之，则庶乎可以贯乎大本达道之全体而复其初矣。”朱熹自注云：“此书非是，但存之以见议论本末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