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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之琳埋怨沈从文 　　一 　　1949年4月8日，前两年去国，此时刚刚借道香港回到北京的诗人卞之琳，带着一种应和中国巨变的“十分兴奋”，给远在上海的巴金写去一信：“我已经回到这里，十分兴奋。你知道要是没有这番大变，我是决不肯再回到这个一向喜欢而早成深恶痛绝的地方。年近四十，我决定彻底重新做人……”在说到自己的稿费等情况后，卞之琳突然来了一句：“从文糊涂，暂在医院修养，害得三姐真苦。私交上讲他实在太对不起我，可是我总不愿对不起人家，我到了，出于不得已，还是去看他。……” 　　这段时日，因社会巨变被声讨的沈从文，陷入了可怕的精神惶恐。3月28日，病中的沈从文自杀。遇救后被送入精神病院。卞之琳说的“从文糊涂，暂在医院修养……”应该即是言此吧。可后面一句“私交上讲他实在太对不起我……”显得有些突兀。病中的沈从文，难道还做了什么对不起卞之琳的事情？此前，沈从文可是一直给予卞之琳很大帮助，是对卞之琳施以恩惠之人。卞之琳这话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说起沈从文对卞之琳的帮助，那是真正且很大的。卞之琳最初写诗之时，出版的第一本诗集为《三秋草》，时间是1933年。此前他还有一部《群鸦集》，由他人编辑出来，可惜最后出版受阻，不然的话他的处女诗集可前推两年。需要指出的是，这两部诗集的编辑或问世，均与沈从文有直接关系。 　　二 　　卞之琳开始写诗，“第一阵小浪潮是在1930年秋冬的一些日子”。 　　当时的卞之琳，是颇为不自信的。这段时间写的作品，“自行销毁的较多”。1931年，诗人徐志摩在北京大学兼课，为卞之琳他们上“英诗”课。尽管卞之琳写诗“总想不为人知”，可大诗人在前，这又是哪个想写诗的人也不愿放弃的求教机会。在课余，卞之琳终于把自己的诗作抄录一些，交给徐志摩。卞之琳诗作虽主要用口语，可他已开始试着用格律体来约束，同时凝炼自己的作品了。在青年诗人中，这个起步是很高的。徐志摩一读之下，很是喜欢。他将这批作品带到上海，和沈从文一块读了，沈从文也颇为欣赏。两人便商议将它们汇聚出版。徐志摩还把其中一些作品选出，自作主张交给《诗刊》等杂志先行发表出来。 　　为此，与卞之琳还不相识的沈从文给卞写了很长一封信，说他和徐志摩都认为这批作品可以印成一本小册子。沈从文还拿其中一首题目命名：《群鸦集》。认真读过，沈从文还主动为这些诗作写出一篇颇有见地的“附记”。 　　这对于一个想从事写作的学生，鼓励的程度可想而知。可是，由于后来发生的“一?二八”事变。这部《群鸦集》终于胎死腹中。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各方面，尤其对文化破坏，是巨大的灾难性的。 　　《群鸦集》最终虽未印出，可还不认识的沈从文写出文字指示优长，实在大大鼓舞了初学写诗的卞之琳。1933年春假，卞之琳得到几块银元的稿酬，拿着它，他“小游”青岛，去看望在那里任教的沈从文。到那儿就住在沈从文宿舍。谈诗论文间，他们一定感叹到《群鸦集》的不济命运。这一页揭过，卞之琳又谈到自己在1932年秋天时，新写了十多首与先前作品“风格稍异”的诗歌，想合集叫做《三秋草》。沈从文一听，二话没说，提笔就题写了“三秋草”几个字（后来该诗集出版，封面就用了沈从文这洒脱的三字题名），并马上从抽屉里取出三十元钱来，交给卞之琳，让他快快将《三秋草》印出来。 　　开抽屉时，卞之琳看到里面有几张当票，知道沈从文自己还在典当东西过活，觉着不该接这钱，可沈从文坚持让他拿上。卞之琳后来说：“我终于未能违命。”卞之琳拿了钱，出版了自己的处女诗集…… 　　事实如此，此刻的卞之琳，为何埋怨起沈从文来，难道宽厚待人的沈从文后来对他有什么不周全的地方？这一点，笔者猜测，应该与沈从文的姨妹张充和有关。 　　前不久，学人苏炜数次拜访了在美多年的主人公之一的张充和，写成了《天涯晚笛：听张充和讲故事》一书。有关与卞之琳之间的关系，张充和没有避讳。相关文字如次： 　　“‘卞之琳出北大的时候，我进的北大。可我还没进北大的时候，在北大校园就见过他。后来又在沈从文的家里碰见过。我记日期总是很差，可是从那时候开始，他就一直给我写信。’‘这么说来，卞之琳对你是一见钟情了？’张先生笑笑：‘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见钟情，至少是有点一厢情愿吧。那时候，在沈从文家进出的有很多朋友，章靳以和巴金那时正在编《文学季刊》，我们一堆年轻人玩在一起。他并不跟大家一起玩的，人很不开朗，甚至是很孤僻的。可是，就是拼命给我写信，写了很多信。’‘那，你给他回过信么？’‘没有。那些信，我看过就丢了。’‘他给你写过多少信？’‘至少有过百封信吧。我从来没有答应过他，更没惹过他。他是另一种人，很收敛，又很敏感，不能惹，一惹就认真得不得了，我们从来没有单独出去过，连看戏都没有一起看过。’‘噢？那，他是典型的单恋了？’我确实大感意外，我所熟悉的‘五四’青年那一代人的恋爱故事，若不是‘狂飙突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