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讲“立人”分析.pptVIP

第三讲 “立人”——鲁迅的“个人”观 “立人”的思想可以说既是鲁迅思想的起点，也是他的文学生涯的最终目标。 “立人”思想的提出，对于鲁迅来说，是具有根本性的，这可以说是贯穿鲁迅全部著作的中心思想。(钱理群:《鲁迅作品十五讲》) 　 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假不如是，槁丧且不俟夫一世。(《文化偏至论》) “立人”思想的提出，针对的是晚清以来片面、肤浅的向西方学习的思路。 中国的积弱在于数千年来四周没有强大的文化对手，惟无校雠故，则宴安日久，苓落以胎，迫拶不来，上征亦辍，使人苶，使人屯，其极为见善而不思式。等到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轰开国门、一败涂地的时候，又开始盲从西方，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掊击旧物，惟恐不力，曰将以革前缪而图富强也。 鲁迅批判了晚清以来向西方学习的三种典型论调。 第一种是武力至上论，“谓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将国家武力的强大视为文明的标志。所希望的是中国有朝一日也能象西方列强那样，成为“肉攫”者。鲁迅认为“竞言武事”者都是“铨才小慧之徒”，他们“以习兵事为生”，目的是干禄。 第二种是实业救国论，即所谓“制造商估”之说，试图通过发展制造业和商业贸易，来使国家富强。鲁迅认为这些人是假救国之名而行敛财之实，考虑的还是自身的利益。 第三种是立宪救国论，主张此论的主要是维新派人士，他们希望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开国会，以为变革政治制度，就能实现强国之梦。持此论者，无论其居心如何，都必然会“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异己，凡与自己意见不合者，辄斥为野蛮之人，其酷烈尤甚于暴君。 上述三种论调都是目光短浅之见，“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尤其是对西方文明的渊源和趋势缺乏全面了解，盲目崇信代表西方19世纪文明成果的“物质”和“众数”，却不知道它们都只是文化上的偏至，是对中世纪西方的不得已的纠偏，是不能直接照搬于中国的。 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民主、自由、平等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成为社会的基本法则。但民主也造成了多数人的暴政，“同是者是，独是者非，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者”，　　这种“多数的暴政”将个人视为无差别的社会一分子，完全无视每个人独具的个性，“夷隆实陷”，使社会变得平均化，但这种平均化并不是使社会的整体水平上升，而是在降低，结果是造成整个社会的平庸化。 鲁迅对民主制度负面性的认识接近于托克维尔的观点。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指出，在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里，“多数是人们唯一要巴结的权威”，而且这种权威似乎是不受限制的，因此它和专制君主一样，也会带来暴政。“多数的暴政”更大的危害表现在对思想的影响上，多数的暴政最终会剥夺个人的精神自由，它鼓励人们去巴结多数，“结果，人们的心灵有普遍堕落的趋势。” “多数的暴政”涉及的其实是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对立冲突关系，它不是民主制度特有的产物，事实上在前民主社会里，社会对个人的专制和压迫要比民主社会里更加严厉，更加残酷。但“多数的暴政”在民主制度的多数原则那里找到了合理又合法的依据。 19世纪文明的另一大潮流是物质主义。物质文明的发达使人们产生了物质崇拜的倾向，将其“视若一切存在之本根，且将以之范围精神界所有事，现实生活，胶不可移，惟此是尊，惟此是尚”。 19世纪文明的两大标志“众数”和“物质”都是对中世纪文明的纠偏，“众数”是对神权和王权的否定，“物质”是对中世纪基督教过度压抑人们的物质欲望的一种反动。作为文化上的偏至，它们必有弊端，也必定引发新的偏至，这新的文化偏至就是19世纪末的“神思宗之至新者”。 神思宗是一股强调精神价值和个人创造的思潮，它包括哲学上的唯心主义和唯意志论，文学上的浪漫主义，或者可称之为广义上的浪漫主义思想。其本质在于用破坏的精神来扫荡旧有文明，矫19世纪文明之偏至，其核心思想可概括为“非物质”、“重个人”。 “重个人”是强调人的个性，强调人的独立不倚的主体精神。社会民主的平等诉求会导致出现另一种倾向，即只把人看作“社会之一分子”，忽视了人的独特个性，甚至会“夷峻而不湮卑”，使社会全体沦于凡庸。斯蒂纳、叔本华、克尔凯郭尔、易卜生和尼采极力张扬个人和个性的主张，都是对这种埋没个性的平庸化的挑战。 “惟超人出，世乃太平。苟不能然，则在英哲。”这说明杰出个人的出现与社会的福祉是直接相关的，所以这种个人主义其实隐含着社会关怀。 　与“重个人”的主张紧密相关的是对物质主义的批判。物质主义的弊端在于： 　 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