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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晓帆：“文化遗产”不是旅游产品 　　2016年中国遗产日的主题是“让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 　　数据显示，文化遗产越来越引人关注，我国各地的保护工作也是如火如荼，但 “保护性破坏”的争议不绝于耳。《小康》带着对于这种争议的疑问采访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专家杜晓帆，对此，他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小康》：近些年来，文化遗产保护的概念越来越热，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媒体都在大力宣传，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上起步晚不晚？我们的工作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杜晓帆：“文化遗产”这一概念在中国的兴起也就是2001年左右，而真正开始被广泛关注是2004年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因为是在苏州举办。从此以后，这一概念就开始被频繁提及，而各地也开始积极“申遗”。然而这只是一个相对新颖的叫法，真正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保护工作可不止这么短的历史，我们原来主要叫文物保护。从古至今历朝历代，对于文物、遗址、古建的保护修缮工作从来没有中断过。现代意义上的文物保护，在民国时期，包括我们党在延安时期都进行了大量工作，建国后而且在1982年，《文物保护法》的实施，以及国务院核定了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的名单。所以对于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起步晚是一个误解。 　　对于整个世界来说，文化遗产保护也是在不断发展的，西方也没有普遍在认识上高于我们的地方。世界遗产公约最初形成在1972年，最早的缔约国是美国和坦桑尼亚，现在的世界遗产大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当时都没有加入。而且公约成立伊始也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直到1978年才有了28条的操作指南出台，和第一批世界遗产的名单，再到2005年操作指南已经有了300多条款。所以说中国对于“文化遗产”概念也是在不断发展的。 　　在文化遗产公约建立之初，入选名录的也都是些大的遗址和纪念碑式的建筑，直到1992年，为了向亚洲、拉美和非洲推广，“文化景观”的概念被引入，这也丰富了文化遗产的概念，西方一般自然遗产就是自然的，文化遗产就是人文搭建的，但在中国、东南亚、拉美等地是讲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所以在有山有水的地方就有人文景观。此外，还有工业遗产概念等，都是逐步引入的。 　　《小康》：在2004年后，对于“申遗”狂热，舆论上有支持的，认为这样利于保护，也带动一方经济发展;也有反对的，认为申遗的成本高，得不偿失，而且旅游对文化遗产有所破坏。您怎么看待？ 　　杜晓帆：从个人的角度来讲，我不认为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一件意义多么重大的事。很多媒体和各地方政府，都认为将文化遗产列入名录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名片，意义重大，我觉得这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是否列入名录只是一个评价标准的问题，对于我们国家而言，我认为最高的评价标准就应该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我们国家和民族所认定的最高标准，而“世界文化遗产”只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广的一个项目，因此在我们的法律体系下“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甚至还要高于“世界文化遗产”的评价标准。这是我一直强调的，在各个地方做讲座也好，演讲也罢都在反复重申的一个概念。 　　但是“文化遗产”这一概念越来越受到重视，其实是好事。比如1982年我们就开始核定了“历史文化名城”，但是一直都没有一个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出台，从80年代很多相关部门就呼吁这样一个法律的出台，但是住建部门和一些地方政府是不同意的。因为当时城市都追求快速发展，认为这样的条例会限制城市化进程。直到2008年，《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才出台，可以说，如果条例早一些出台，如今很多城市的面貌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城市的同质化、大量的玻璃幕墙式建筑也不会有那么多。还有就是2006年“文化遗产日”的设立，这也标志着文化遗产保护不再只是科研机构、专家学者的工作，而是全民性的工作，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来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 　　《小康》：的确，关注就比不关注要强，重视是保护的前提。但在专业性论坛上，您也表达过一些对于目前各地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及申遗工作的问题。 　　杜晓帆：的确，虽然我们现在普遍对于文化遗产保护非常重视，政府的支持力度非常大，媒体报道十分普遍，舆论和学术的关注度都特别高。但是，问题在于我们往往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保护的目的是什么。 　　如今，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虽然让我们的日子好过了，但是过度关注经济利益也让我们失去了不少东西。文化遗产是什么？现在很多地方将“文化遗产”与“旅游产品”之间画上了等号。纳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了金字招牌，这就让我们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变了性质。 　　其实，申遗热不只在中国，出于功利目的申遗也不只是中国。日本为了一家明治维新时期的缫丝厂申遗，多年来不惜花费财力人力，直言不讳提出申遗目的是改变当地经济状况。 　　我认为，申遗热不是坏事，对于遗产地的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