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世界的路人甲.docVIP

纪录片世界的路人甲 　　“与人心对撞”的片子，激发了搞推销的韧劲 　　说起热爱的纪录片，郑琼回忆里都是沉重的片段。 　　2014年12月13日，北京电影学院，第四届IDOCS（国际纪录片论坛）电影节。放映机斑斓的光打在坐在第一排正中的郑琼脸上，让她疲惫的脸看上去有些诡异。 　　屏幕上放的是一部名叫《瓜熟蒂落》的片子，“……这片子拍了七年，我从28岁的小伙子变成36岁的中年人。没钱拍了就停一停，干几个月电话接线员，再回来拍……第一次放映，观众16个人，还算上了我和妹妹。”导演雅各布?安胡之前说的话，久久在郑琼耳边回响。 　　比雅各布?安胡更艰辛的日子，郑琼也熬过。在这领域，身为女人，注定比男人更辛苦也更努力。环顾身边拿着精品中的精品，在这里展示的纪录片电影人，哪个不是满把辛酸欲哭无泪？ 　　中国号称电影百年大国，但在国际上的影响微乎其微。特别是纪录片，国内根本就是三无（无市场、无利益、无专业）地带，别说“产业”，连“行业”都算不上。郑琼虽然以主办人、策划者的身份坐在这里，掌握着一个世界级电影节的全部工作，但她在中国电影界，也不过是“路人甲”，连跑龙套都算不上。 　　郑琼抬头看看银幕上方，本次电影节的主题语“爱是永恒的忍耐和坚守”，无声地落泪。 　　三次高考落榜，身高1.53米，在老家湖北做了两年查表女工后，郑琼每天骑着自行车，满北京跑推销，单薄的身材感觉还没有她胯下的自行车结实。 　　20年前的郑琼怎么看都像个送外卖的普通北漂。直到200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她一连看了好多“与人心对撞”的纪录片后，搞推销的韧劲又来了。她开办了国内第一家民营纪录片公司，命名为“零频道”。朋友们劝她改名：“郑琼（正穷），弄个公司还是‘零’。” 　　做纪录片的人，都是爱的劳工 　　2005年起，郑琼拿着片子在校园和咖啡厅免费巡映。她和她的志愿者们像赶夜摊的小贩，大包小包地挤进场地，手忙脚乱地折腾一个小时。再收拾东西，赶场到另一个放映点。 　　有时咖啡厅里只有一两个人，眼睛停在咖啡杯上的时间比落在屏幕上的时间多。很多时候因为迟到，被已经谈拢的放映场拒绝，她只能陪笑脸说好话，“我们很多志愿者是居委会大妈、还在上学的学生，放映时还在复习功课，明天就要考试……已经来了，放一下吧。”然后无奈地看着场地上，跳上去一个斜挎吉他的年轻人狂歌劲舞，她只能带着几百斤重的设备，垂头丧气地离开。 　　朋友劝她别搞了，她说，苦难都是类似的，只是面对苦难的微笑和哭声不同。纪录片就是“用苦难在找‘光’”，“做纪录片的人，都是爱的劳工。” 　　2009年，郑琼筹备IDOCS民间组织，要做国际化影展，光是批文就跑了十个月。这期间她还要准备各种资料，组织影片，邀请参展组织，准备场地。最终她还是没能用自己“零频道”的名义拿到批文，以北京电影学院为主办方才如愿以偿，北电还提供了礼堂。最难的是资金，她展示的赞助名单却让她有勇气和信心坚持下去――赞助的人几乎没一个留下全称和详细地址，都是类似于“XX妈、X女士、XXX同学”的签名。 　　郑琼热血沸腾。“中国没有纪录片市场，但这些热心的普通人让我无法停下来，爱，是恒久的忍耐和坚持。”第一届IDOCS上，六天里放映了20部世界上最优秀的纪录片，唯一国家级的报导，是巴西电影协会在内刊上的一则100字通讯。 　　然而，忍耐和坚持不是必杀技，一旦物质支撑倒塌，精神就成了无本之木。2011年3月26日，零频道的告别仪式终于召开。没有闪光灯，没有记者，连一个默哀仪式都省略了。中国唯一一家民营纪录片公司被商业电影的大浪淹没了，连一个涟漪都没有。 　　QQ群里人头攒动，遍布全世界的零频道志愿者们集体上线，沉默一分钟。然后郑琼鼠标一点，零频道QQ群烟消云散。郑琼在群里最后一句话是：“零频道能活到今天已经很神奇了，现在死掉的只是它的外壳，纪录片没有死，也不会死。” 　　在郑琼心里，纪录片是永生的，但是她常把“死了”一词挂在嘴上。她每天重复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郑琼死了，累死的”。 　　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家庭没相册 　　IDOCS的票价是200元，除了北电提供场地之外，其余资金全要郑琼想办法。收来的钱，连做字幕都不够。每一届IDOCS都门庭若市，似乎很成功，渐渐的也被业界冠以很多光芒四射的称号，可是，“纪录片最重磅的会议”“没有一句废话的干净的胶片”，这些换不来钱。 　　电影界每一个肯出席会议的权威人士，都慰问式地喝杯茶，象征性地寒暄几句，丢下几句冠冕堂皇的说辞，连一部二十分钟的片子都没耐心看完，就起身离开。媒体记者按完快门，直接对她说：“上头版需要XXXX元，先付。” 　　在郑琼家里，到处是装了影片拷贝的移动硬盘，床底下和洗手间里也全是。“我今年45岁，这么多年来，我的衣服没有一件贵过这其中随便一个硬盘。”房间里一把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