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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跨语际实践》中的现代中国性 摘要：美国华裔批评家刘禾在其《跨语际实践》一书中搭建一个有关“中国性”的讨论场所。通过史料的考证，现代中国性的问题被简化为对中国现代性的重读。在列举的《阿Q正传》、《骆驼祥子》和《生死场》中，国民性、个人主义和女性观等具体“中国性”被解读为“外部的”和“本国的”二元碰撞所产生的结果。正是这些历史的构建，促成了我们今天的民族性话语场所。 关键词：《跨语际实践》;中国现代性;现代中国性 美国华裔批评家刘禾在其著作《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 1900―1937）》中，提出了“跨语际实践”这个概念，旨在以历史的举证和构建，将中国与西方在20世纪初的文化交流落实到“互译性”的实践领域，并搭建一个有关“中国性”的讨论场所。在书的结尾，她提出了疑问：什么构成了中国文化？谁代表它？谁有权威来界定什么堪称中国性，而什么算不上中国性？个人看来，回答已经在书的前半部分含蓄地说出了，即把世纪之交的现代中国性，转换为对中国现代性的重读。 首先要明确，这里所说的“现代性”不是“一种理性的体现”或“一种主体”[1]，它应该被描述成民族个性。回顾中国近代史，鸦片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因此所谓的现代性工程，“大体以鸦片战争为明显的标志性开端”[2]。然而，在书中她探讨的并不是社会的现代性进程。以其时间节点“1900―1937”来看，该书阐明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现代性萌芽。 一、《阿Q正传》与国民性 对中国性的理解源于如何认识“国民性”。“国民性”这个舶来品在中国的历史才不过一百年。鲁迅写作的《阿Q正传》被看作是20世纪中国文学文化遗产的代表，它成功塑造了阿Q形象，以此了反映那个时代的国民性。其思想原型之一是《中国人气质》。该书是北美传教士Arthur Smith在华居住期间写作的，同类书中最具影响力的一部。 在《跨语际实践》中，刘禾归纳出《中国人气质》和《阿Q正传》中共有的国民性特征――重体面。Smith在书的第一章就提出了中国人爱面子的特质，阿Q正是这样一个凭借“精神制胜法”来保全颜面的中国人。她据此继续探求两者共性之后的差异。从Smith的角度出发，他所提出的“体面”是一种多年观察后得出的经验式总结，而其意图也甚为明朗――不过是为“西教东传”争取舆论。鲁迅不难看出Smith的深意，于是在《阿Q正传》中，他一方面塑造了典型的“爱面子”国人，另一方面在文本中埋伏了一个清醒的叙述者，对Smith所以为的国民性进行了不着痕迹的嘲讽。 这种引进理论话语，继而将其批判性继承的做法被赛义德称为“旅行理论”。阿Q的形象是在鲁迅目睹了残损的国人精神后所创造的。他将最深刻直白的劣根性展现给麻木的中国民众，然后又把悲剧的结尾投射到阿Q身上，以此喻说了“毁灭”的双关――传统的消亡，抑或消亡于传统。这是《跨语际实践》提出的现代性构建的第一类情形：外部理论的渗入，打破了传统的框架，形成了全新的理论话语。 二、《骆驼祥子》与个人主义 从第四章的总标题“经济人与小说现实主义问题”看，《骆驼祥子》似乎被归入到中国现代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范畴，远离了“中国性”的外延。但当我们注意到，她对个人主义的辨析和对《骆驼祥子》的解读，被有意地放在书中最临近的位置时，其中的用意也许不难揣测。 《骆驼祥子》是老舍回国后，于1936―1937年间创作的一部反映社会底层劳苦人民的现实主义小说。她肯定地指出，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它“也许是惟一一部以如此详瞻的细节处理个人主义问题的长篇小说”[3]。论及“个人主义”时，刘禾不遗余力地考证了其词源的历史，从英文的self到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己”，从日译的individualism到中国现代话语中的“个人主义”。《跨语际实践》向我们呈现了外来的新式理论进入固有传统话语的环境时，引发的混乱和新生。然而理论的争辩只有付诸话语实践，才能促成发展的契机。在此背景下，《骆驼祥子》的出现自然成了焦点。 这部小说描写了人力车夫祥子的奋斗、挫折以及毁灭，其间既流露出对祥子身上个人主义的旁观漠视，又夹杂着对集体主义的暗讽批评。因为祥子的唯我论走向了末路，所以他的行动方式理所应当被社会遗弃。于是《骆驼祥子》可以简化成这样的模式：接收“个人主义”、塑造“个人主义”、否定“个人主义”以及非“个人主义”。这便是她洞见的矛盾之所在，也是现代性构建的第二类情形：在外部理论形成的背景下，反过来对这些理论提出质疑。 三、《生死场》与女性观 同之前讨论的“国民性”和“个人主义”不同，性别观念在20世纪前的中国鲜有著言。正如有人所说，“中国妇女的觉醒是与中国的社会变革和社会思潮相生相伴的”[4]，而这种觉醒在一定程度上是西化的产物。在这场有关性别的讨论中，除了有男性主导话语，一部分女性作家也在试探着为自己发声。 刘禾选择了萧红这位过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