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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美学编码 　　皮埃尔?吉罗的《符号学概论》是研究的符号的一门科学，涵述了五个章节，这里就美学编码做一些个人的理解。提及符号两个字，我首先想到的是文字和各种各样的数学和化学符号，而这只是符号类型的一种。艺术和文学是建立在使用符号系统基础上的传播方式，它们也应该属于符号学的一般理论。在此书中，符号学概论主要分为三个方面：语言符号、社会传播还有艺术和文学。符号学在语言文字、科学编码中的意指作用①我们很好理解，一目了然，因为像此类的符号编码约定明显并且严格，甚至是约定俗成。但在美学编码中，例如一首诗歌，一幅画作，由于编码之间的约定是不明显的、较宽松的，确定一个系统比较困难，因此在这时，符号价值可以随着使用者不同而变化，意指作用也就随着使用者的不同而呈现某种开放性。 　　对美学编码的理解，或许可以用到“编码与阐释学”这一节时，阐述的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的例子，夏尔的鸭舌帽这一符号的所指意义是夏尔的愚笨，夏尔的愚笨的所指意义是他与爱玛的关系，他与爱玛关系又变成另外的符号，所指意义是某种形式的婚姻，而这种形式婚姻又是一种文化情境的符号。在美学编码中，能指和所指可以相互转变，意义包含在新的意义中，一切都是所指，一切都是能指。如果将文学艺术的符号分析，纳入美学编码中去，那么美学编码就是意义最不明确的编码，因为有些读者并不赞同鸭舌帽是愚笨的符号，有些读者认为鸭舌帽十分漂亮，阐释方式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 　　若是将逻辑编码和美学编码作一个对比，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指出客观经验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后者是内在的和完全是主观的情感使心灵和现实产生的联系。逻辑符号是任意的，美学符号是形象的和类比的。在逻辑符号发展的过程中，动机逐渐被抹去，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约定变成强制性的，无理由的，没有任何可感关系的符号也就变成无动机的、任意的，例如交通信号：红灯代表禁止通行;绿灯代表可以通行;黄灯代表示警;这是人为的规定，而且是任意安排的，行人只需要遵守，并且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不会改变，它们不仅是单义的，而且是高度明确的约定化。 　　美学编码却是不明显的，较宽松的，是创造想象性的表现。在第一章中讲到符号的诗歌功能或称美学功能时，雅各布森把这种功能确定为讯息与其自身之间的关系。一件艺术作品或者文学作品被创作出来是为了传递讯息，发送者将承载自身意指作用的直接符号呈现在接收者的面前，接收者也能够将主观的和情感的思考赋予这件作品。可以说美学编码是主观的，情感的，多义的。例如在白居易的《琵琶行》中的两句“终日不闻丝竹声”“门前冷落鞍马稀”，“丝竹”和“鞍马”直接原意分别为乐器的材质和马车的一部分，而在这里作者默许“丝竹”指向“音乐”，“鞍马”指向“客人”这正印证了瓦莱里的观点，诗是“创造之物”，诗人是符号的“发明者”：“根据最初的意指又创造所指，而所指又可以成为能指”②。仍然是“门前冷落鞍马稀”这句诗，读到此处，结合全诗，又会激发读者人老珠黄、人老色衰等一系列情感。在编码的美学系统中，一些符号用来表现未知之物：不可见、无法表达、非理性之物，借助感官的具体经验来理解抽象心理经验，一种难以言明的含混的情绪。在提到印象派时，我们立刻想到光影的瞬间变化，提及野兽派时，我们立刻想到大片鲜艳的令人愉悦的色彩，讲到抽象艺术，我们立刻想到的是一堆不知所云的线条。这些已经约定的形式的绘画，虽属同系，却有不同风格。当他们使用不相同的表现方法组成具有相同原型时，此时变成了一种约定了风格的艺术，传达给人的感受就会不同。在用印象派的笔法画一个太阳，必然需要短粗的笔触，观者观看时才能感受到一瞬间的色彩，而在用野兽派的笔法画一个太阳时，或许只需要一个填满朱红的圆形图案就能使观看者得到快乐。 　　当一部文学作品，在力图表现一个古代的，简单的，日常的，普遍的情景时，由于对情景的熟悉或由于对生活惯性的预知，这个时候更有益于人们对文学作品中的符号和结构的研究。尽管这些事物本身可能非常简单，但被赋予的情感和精神的升华却是非常丰富的。例如在中国传统神话传说《白蛇传》中，白素贞和许仙在西湖断桥相遇，许仙将一把伞借给白素贞。弗洛伊德认为伞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在中国民间文化中，伞、拐杖、树枝等也象征了男性生殖器，因此在这里，许仙将伞借予白素贞暗示两人的性关系成立。桥在民间文化中，则是连接男女的物，在“牛郎织女”的民间故事中，牛郎和织女通过“鹊桥”相会，而白素贞与许仙相遇的“断桥”这个地点也呼应了即将到来的爱情悲剧。在文学领域符号学确实得到了丰富的发展。 　　在美学编码中的“象征体系：主题”一节，讲到了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创作者在作品中反复重复提及的“顽念”，这个顽念或者是受创作者个人经历的价值观念，或者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或者是以潜在的形式从潜意识里长久留存下来的。书中分析了北京天坛的建筑结构以来说明，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