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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跨媒介时代以政府为主体的文化产业管理的研究综述 　　摘 要 文章主要以对国内文化产业管理主体，即广电总局的研究状况为主体对象，试图理清我国文化传媒行业的发展脉络，通过分析我国文化产业不断规范化的进程和广电总局研究内容的发展过程，探讨传媒产业管理研究的意义。通过对中国传媒业和文化市场研究的初步了解，做一个简单的回顾性分析，为今后进一步研究提供基础。 　　关键词 跨媒介；文化管理；广电总局 　　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5）134-0082-01 　　在当今媒体多元化和跨媒介化高度发展的时代，政府作为文化的监管者这一主体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而在复杂的文化环境下，政府如何管理以及怎样管理成为必须面对的一大问题。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政府对于文化传媒产业的管理模式有自身的独特性，这是由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本文将以广电总局为例，就我国以政府为主体的文化产业，特别是传媒产业在管理模式和内容方面进行探微，并分析广电总局在管理上的优势以及存在的不足，最后对比和借鉴外国政府对文化产业的管理模式，为我国文化传媒产业管理今后的发展方向提供借鉴。 　　1 研究背景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科技革命的开展，互联网深入全球各个角落，标志着信息化时代的诞生。多媒体标志着以数字媒体为代表的新大众媒介的诞生。中国也抓住了这一机遇，和众多发达国家一起进入了全球化的新媒介时代。与发达国家大众媒介研究较早、文化传媒产业成熟的情况不同，当时中国的大众传媒尚未形成完整的产业与市场系统，基础较为薄弱。而在21世纪的今天，我国文化产业逐渐发展成熟，而多种媒介的交叉与融合更是推动了跨媒介时代的到来。在当今媒体多元化和跨媒介化高度发展的时代，政府作为文化的监管者这一主体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而在复杂的文化环境下，政府如何管理以及怎样管理成为必须面对的一大问题。中国的学者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开始关注并引入文化产业管理理念和方法的。 　　2 研究方法 　　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术界展开了对新闻传媒方面的比较研究，这方面较早的著作主要有：1994年由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淘涵主编的《比较新闻学》；1994年9月出版，由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樊凡教授编写的《中西新闻比较论》；由江西财经大学刘夏塘教授主编的《比较新闻学》；由童兵主编，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项目的成果：《中西新闻比较论纲》。我国学术界在研究广电总局的管理模式时，惯用的方法是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管理制度进行对比，如《制度设计和财源：英、日、美、公共电视要素分析》（苏华）、《欧美传媒产业规制及模式》（董静，李本乾）、《传媒、政府、政党――对近现代欧美国家传媒与政府关系之演进的历史考察》（唐娟）、《国外传媒产业放松管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常永新）、《公众利益、民主与欧美广播电视的市场化》（赵月枝）等。这些专著在研究中都大量的使用了比较研究方法，大量的借鉴了国外的文化产业管理经验。整体而言，当时传媒产业管理的比较研究在我国才刚刚展开，研究时间不长，研究成果较少，且没有组建专门的研究队伍，人员零散，资金投入较为缺乏，并且研究成果对管理实践的影响力不足。 　　3 研究现状 　　崔保国在《大部制整合与大传媒时代的到来》中提出了“大部制”的概念：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场政府机构改革运动在西方国家普遍展开，掀起了“大部制”的潮流，大部制属于一种高效的政府组织样式也影响到了中国的政府构建。国务院在改革方案中，提出了组建广电总局，将新闻出版和广播电视两个领域进行整合，广电总局将统一负责新闻、出版、电视、电影和广播等多个行业，之前文化产业各领域条块分割的格局将得到彻底改变。 　　在《我国新闻出版与广电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前瞻――2013年“署局合并”之透视》一文中，吴锋、屠忠俊对我国近年来文化传媒领域的管理变革进行了概括。他们指出，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以来，新闻媒体的管理组织结构经历了11次大的调整，其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从1949到1974是“勘探阶段”；从1949年到1974年为探索阶段； 1975年到21世纪初是规范化建设阶段；将2013年“署局合并”作为转折点，文化传媒产业的行政机构进入了“大部制”改革的新阶段。在世界范围内，不同的国家都在对文化产业进行管制，由于文化本身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性，同西方学术界相比，我国系统地对以政府为主体的文化产业管理的研究相对起步较晚。笔者在经过对以往研究成果的进行了解之后发现，国内外现有的关于政府与传媒产业关系的著作主要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政府如何有效地对文化传媒产业进行监督；2）政府如何处理好与媒介之间的关系，即政府管理与媒体自治之间的职能划分；3）分析国外政府对于文化传媒行业的监管模式与简单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