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都市繁华与开放式治安管理.docVIP

古代的城池，从周秦到汉唐，一直实行层层套设的封闭式静态管理体制：皇帝住在宫殿里，有宫墙围着，如汉未央宫、建章宫；宫殿设在皇城内，有巍巍城墙圈着，由禁军把守；皇城建在京城中，京师四周筑着高大的内城、外廓，再外围还有关城，总之是层层套设，严管死守。居民则住在一个个坊 闾 里中，也由高高的坊墙封闭着，唐长安的未央坊、长乐坊就很有名；老百姓住在坊里，不许向大街开门，商贩不得进坊走街串巷卖东西；全城商业活动只能集中在指定的两三个大型“坊市”，比如“东市”、“西市”、“洛阳大市”内定点交易，定时启闭（上午10时至下午4时之间才能营业）。全城晚上六点到次日清晨六时，实行宵禁，不许用火，不许私自上街；有执金吾和巡街御使率领弓手、彍骑昼夜巡查，缉捕犯禁者。因此，像唐代京师长安这么一个百万以上人口的国际性大都会，入夜之后也是黑灯瞎火，万籁俱寂的。整个社会，依然是秦汉以来的“士农社会”风貌。但从安史之乱开始，政府这种对于社会生活的强力控制便被打破了，城市封闭式静态管理体制受到严峻挑战。 宋太祖赵匡胤登台的第三年，即建隆三年 962年 ，干脆下令拆除全城的坊墙，实行“街市结合”的城建体制，一变秦汉隋唐时期居民区与商业区截然分隔的状况，居民户一下子都朝着街道开门了。家家门前有五步宽的地面，允许自行摆摊售货。商店不仅向大街开门，还一字排开，连成专业街市，这就出了绸缎一条街、米市一条街、牛马一条街等；至若茶楼、酒肆、食铺、旅舍、柜坊、车行、水店、妓院、赌场等也就连街接幢地开张起来，好不热闹。尤其是主要大街两侧，允许开设店铺，形成沿街店铺林立的全新景观。据统计，此时汴京有六千四百余家商铺，这是汉唐时所不可想象的。于是以街道为序列编排门户，进行社会管理。而京师与各地城镇的街市营业时间，也彻底打破了周秦以来“日中为市”的传统，日夜经营，有早市、晚市、夜市、鬼市之称。供各阶层人士聚会娱乐的酒肆、茶楼、勾栏、瓦舍，夜间依然营业，街道宽阔地面还允许“拉场子”搞杂耍、唱参军戏。这就形成了白日喧阗，夜晚笙歌，熙来攘往，酒绿灯红的景象，一个繁华的消费型大都会便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著名的《清明上河图》适时地录下了这一历史性的大变迁，人们至今看了这画面，似乎还能感受到那喧闹的市声，它的确凝结着一代巨变，难怪总能激活世人对往昔的追怀。 在这个背景下，宋代社会文化活动空前发展起来，尤以勾栏瓦舍为典型，这可是我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公共娱乐场所。宋人的演唱艺术、“说话”艺术和“话本小说”就是在这种勾栏瓦舍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说话人”在这里开讲古史人物、棍棒打斗、脂粉情节、神魔故事，把历代帝王将相、义士侠客、才子佳人、仙道妖魔与市井百态都搬上台来，百般演绎，戏说侈谈，招引听客。《三国演义》、《水浒传》里的英雄人物、动人故事就在“说话”里露出了头角。 《大宋宣和遗事》中宋江等36人聚义水泊、劫富济贫的故事，极受广大民众的欢迎，听的人彻夜不散。这时，勾栏瓦舍歌馆酒楼也就如《东京梦粱录?瓦子》中所说，成了“士庶放荡不羁之所，子弟流连破坏之门”了。“话本”为富有民族传统的中国小说开启了先声，它结束了周秦汉唐“雅文化”垄断文坛的历史，那些“货于帝王家”的经史诸子文章，再也挡不住直接面向社会的通俗文学创作的冲击了。它为中国作家直接向社会倾诉打开了大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适应于这种发展，历代典章文献的汇编，国家法典的注释诠解，案例判牍与法医知识的社会普及，通俗读物中对刑法题材的重视，都具有开风气的作用。 汴京作为人烟浩穰之区，人物辏集，作伪百端，流氓无赖，横行于街巷之中，滋扰生事。一些游手好闲之徒设立美人局，用娼优作为诱饵，引诱浪荡子弟，趁机诈取钱财；至于“京师无赖辈相聚赌博，开柜坊，屠牛马驴狗以食，销铸铜钱为器用杂物”者更为严重，如此等等，不可胜数。 繁华的商业区，公共秩序也十分混乱，一些商贩买卖货物，以假充真充好，骗取钱财，被群众痛斥为“白日贼”。靠商业中介为生的牙人也遍布东京，他们勾结官吏，侵渔百姓，哄抬物价，走私漏税，滋扰市场。一些官吏也常借助权势发财，他们相互勾结，在东京市场上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有的武装走私，偷税漏税，有的贱买贵卖，牟取暴利。《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四九记载：知青州资政殿学士王安礼，“在任买丝，勒机户织造花隔织等匹物，妄作名目，差兵搬担，偷侵一路商税，上京货卖，赢掠厚利，不止一次”。另外，商业区比比皆是的茶楼、酒肆，也为无技无能、好吃懒做的闲人提供了生存场所。 此外，茶馆、酒楼为了招揽生意，公开在店内安置妓女，以吸引顾客。安置妓女的茶馆，当时称为“花茶坊”。大的酒店有“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槽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一般酒店则有“下等妓女，不呼自来，筵前歌唱，临时以些小钱物赠之而去”。 由于安置了妓女，便有一些浪荡子弟，为妓女而来，追欢买笑，搞得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