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国籍合法化的益处、困难及其解决详解.doc

双重国籍合法化的益处、困难及其解决 姚北洞 （本文已公开发表） 二十世纪后半页，国际交流日趋频繁，地球村时代逐步开启。进入二十一世纪，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开始发生深刻变化，发达国家的衰落和新兴经济体的成长不可逆转，各国原有的发展战略都开始经历一次重大调整。国籍制度作为关系国家战略的根本制度之一，也当然存在着适时调整的要求，继上世纪末期意大利、加拿大、法国、墨西哥等国相继明确承认双重国籍之后，近年来我国周边的印度、泰国、韩国、越南等邻国也纷纷调整了他们的国籍政策，2007年德国也宣布承认双重国籍，而美国则早在Afroyim v. Rusk, 387 U.S. 253 (1967)判例中就已接受双重国籍的合法化。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世界上已有93个国家明示或默示承认了双重国籍，除日本外主要大国都包括其中。如果说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我国原有的国籍法还尚且适用，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它已经不再符合我国的战略发展要求。 当前国籍制度的严重问题 有悖中华思想和华夏文化，导致越来越多的炎黄子孙失去中华意识、去中华思想日趋严重。 冷战之后，国际政治关系由武力对抗更多的转向了文化对抗，意识形态已变为西方社会对外侵略的主要途径，所谓 “普世价值”正在日益冲击着国人的神经，去中华思想不止在海外、甚至在国内都甚嚣尘上，此时对何谓“中国人”这一概念的正本清源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我国当前的国籍制度却没有为此立名，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当前我国的国籍制度采用了属地原则而非属人原则，这与中华思想严重相悖，属地原则的基础是自由主义个体观而非中华传统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集体观，其有利于海洋分裂复制式的征服扩张而不利于中华民族和谐包容的传承发展，其本质是割裂血缘姻亲的历史联系。当何为中国人这样的基本概念没有正确的表达时，其后果并不仅仅是硬生生的将千万海外华人与中华祖国割裂开来，更重要的是它所表达的文化精神会形成一种反向的引导，认为离开祖国本土就再与中国无关，认为基于土地的行政独立就意味着从祖国独立，台独、港独和某些国家华侨中的去中国化文化表达恰恰都是从这种自由主义的属地原则开始。国籍作为最核心的文化旗帜，它理应承担起对五千年中华文明传承的重任，而不是逆之而行，任由西方所谓普世价值观的肆意入侵，任由中华意识由海外到神州在华夏儿女中日渐消逝。全球华人血浓于水，中华文化的生命力之强大正是基于这种来自血缘姻亲的纽带。“送你一把故乡的泥土，它代表我深深地祝福”，“不论何时，不论何地，心中一样亲”。中华文化的表达不是西方那种基于个体组合成集体对某一个抽象国家概念的效忠，它来源于人类繁衍天性，是从血亲感情发展而来的对种群的热爱。通过改革国籍制度强化中华意识，才能凝聚所有炎黄子孙精神为中华民族之崛起共同奋斗。 不利于国际经济交往，对我国进一步以资本输出为主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增长方式形成了很大阻碍。 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从外部看，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市场购买力一落千丈，基于外需的经济驱动模式难以为继；从内部看，长期经济的高速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廉价劳动力时代一去不返，作为世界初级产品加工厂的比较优势日渐消失。我国经济发展的进一步战略要求是从制成品输出向资本输出转变，这是被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不断验证过的经济发展规律，也是我国必然的战略选择。作为经济发展的成果，资本是一柄双刃剑，如不能对外成为获利的工具，就会反手自伤，轻则断指，重则害命。当制成品生产比较优势丧失后，如果前期经济增长所积累的巨额资本对外输出不能实现，那就意味着全面的资产泡沫和由此导致的本国制造型企业遭受毁灭性打击，近年来这种负向影响已经通过房价高涨、通货膨胀、恶性竞争以及由此产生的严重环境和食品安全问题显示出来。资本输出迫在眉睫。“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提出正是基于这一经济背景的国家战略，但更为根本的经济措施是鼓励民间资本输出。资本的输出必然伴随着人口的国际流动，原有国籍制度在开放经济体系下的弊端就凸显出来。一方面海外投资需要融入当地环境，获取国民待遇是平等竞争的基础条件，外国人的身份不利于投资者进行异国经营，外籍华人的数量必然会随着海外投资数量的增加而快速增加；另一方面资金外投意味着资金收益的大量回流和海外纠纷的不断增多，将海外华人拒之门外就是拱手将我国长期经济发展的成果让与他人，将国际经济的话语权让与他人，这种做法只能让“亲者痛、仇者快”。推进我国经济的下一步大发展就必须对原有的国籍制度进行改革，变属地属性为属人属性，承认双重国籍，只有认识到“落叶归根”的反哺式投资机制是中华文明的凝聚力所在，是资本输出而非外逃的根本约束，才能放心大胆的让资本输出和获利、让人口国际流动，才能实现中国经济再一个三十年的大发展。 不利于我国与他国的人才竞争，随着其他国家纷纷承认双重国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