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一名普通电力职工的成长历程。.docVIP

我的父亲－－一名普通电力职工的成长历程。 我的父亲龚殿仁 2014年春节在家闲着没事，偶然翻到了我在当年父亲生病期间的随手日记，已经过去20多年，感慨油然而生，情不自禁的打开家用电脑，花费了好几天时间，一键一键敲出如下文字。 父亲生于上世纪20年代，逝于70年代末，是抗战时期参加工作的老干部。父亲出生于苏北盐阜地区一个经济状况尚可的农民家庭，家里有兄弟三个，他排行老二，还有两个姐姐。祖父俭朴而严厉，祖母慈祥，是旧时典型的农家妇女，可惜因病早逝。弟兄三人都读了书，我父亲读的书最少，只读了4年私塾，放学回家也会帮家里做点家务、农活如割猪草等。1941年，也就是父亲17岁时，有一队新四军经过家乡，他扔下猪草篓子就跟随部队走了。父亲当时倒也并不是出于什么觉悟，也不是家里缺吃少穿，只是觉得家庭缺乏温暖。祖父太严厉，但他老人家已经意识到共产党的强大，也因此先后促使大伯和三叔都离开了家庭，参加了共产党所领导的队伍。到了20世纪90年代前后大伯和三叔也先后离休。 1943年，在苏北某镇，父亲所在部队与日军交战，打了三天三夜，双方伤亡都很大。祖父听人家说父亲阵亡了，仗一打完就到镇区周围寻找父亲的遗体，找了一整天也没找着。当然，父亲的阵亡只是谣传。 父亲虽然只读了4年私塾，但在当时的部队也算是小知识分子了。1941年入伍后曾任班长、排长。1946年后，在部队军工厂任指导员、厂长；1950年转地方，历任区委宣传科长，县保险公司副经理、银行行长；1955年任地区专员公署统计科副科长；1957年，响应上级号召，主动要求回到家乡所在区任区委书记；“文革”前曾任过几个公社的公社书记、县委农工部部长等职。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也无例外的挨了群众的批斗，然后进入“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记得那年春节，母亲让我送点点心给父亲，父亲和他的同伴们席地而坐，见到我送来点心，他随即一人一小块地分给了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们，我见他们吃得非常香，回来告诉母亲，母亲只是流泪。后来还听父亲说过，在干校时，有一次一个造反派小头头让他抬砖头，两百多斤重一摞，他们当时都是四十好几的人了，又长期不干体力活，根本是抬不动的，但是又不能违抗，怎么办呢？父亲一眼看到一根不太粗的竹杠，很快有了主意，他拿起那根竹杠，向同伴使一个眼色，两人同时一用力，只听杠子啪地一声！他二人随即垂手立在一旁，众人见此情形同声指责那个小头头，父亲这才得以过关。文革后期离开干校后，他又曾到农村大队任了一段时间的大队书记。 父亲于1953年在县保险公司任副经理时第一次工资定级为行政18级，每月工资一下子拿到80多元，当时就觉得钱太多，因为在那之前，干部的待遇都是“供给制”和“包干制”，每月也就是十几块钱的样子。 父亲为人看似随和，实际很耿直。在农村大队，遇到困难社员，常常从口袋里掏点钱给人家。我们兄妹5人，还有一位长期照看我们的“大外婆”，一家8口人，基本上只靠我母亲40元的工资，父亲的工资除了他用于抽烟，其他多数都接济了农村那些困难户。但是，他一辈子与他的上级很少沟通，这也许与他职位越干越低不无关系。 1975年，父亲被调至故里公社任副书记。当时的乡镇企业很少，于是他着手筹建砖瓦厂，直到1976年才大体凑够资金，于1977年春，砖窑炉终于可以点火了。点火之前，建窑师父和乡亲们都建议花费200多元买点猪头之类的贡品找民间专门人士先祭奠一下，可父亲考虑再三，觉得这笔钱花费的可惜，便决定由他亲自点火。尽管大家再三阻拦，认为点火会对当事人不利，可他还是执意划着了一根火材，先点燃了自己的香烟，然后引燃了砖窑炉的引火材料，不一会，砖窑的大烟囱冒出缕缕蓝烟，点火一次成功，父亲和大家都很高兴！ 1979年的春节期间，父亲感觉胃口不好，老是没有饿的感觉，但他仍是起早贪黑地正常工作。直到3月初，我从县城回家，一见父亲，就感觉他的面容既黄又瘦，可惜仍未引起我们重视，真是过惯了太平的日子。又隔了几天，土中医华章发觉父亲巩膜发黄，即断定是急性黄胆肝炎。听说父亲患上了肝炎，全家人都很吃惊，可有谁知道更大的灾难正在降临！ 土中医华章讲此病恢复需服30－40剂中药。我们都觉得父亲患上了慢性肝炎，从此身体也就垮了，全家人都很难过。公社医院的院长来看了父亲的病情，也认为是肝炎，推荐医院的田医生来诊治。之后一连服了田医生14剂中药，未见好转。县卫生局刘局长来看望父亲，建议到大点的医院查查，父亲不以为然。他考虑外出既不方便也多花钱，觉得自己的病在家可以治好。公社王书记多次催促他到外地查一查，他也未能听进。家人一贯是服从他的主张，也就没有过多的劝告他。直到3月25日王书记亲自找好了船，让公社秘书强行将父亲送到了县城的部队医院，住进了传染科病房。医院不让家人照料，我们看父亲一人留在病房，离开时心里都非常难受。县医院一开始对父亲的年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