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是解决好“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二）.docVIP

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是解决好“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二） 法从事生产、加工、销售活动，已经成为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一个主要模式。而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缓慢，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尚处于初始发展阶段，入会入社的农户大约仅占全国农户总数的2.5%，其中一半以上的农民专业经济组织是一种没有产权关系的、松散型的自我技术服务性团体，难以适应入世的需求。二是涉农行业协会不发达。世界上发达国家按产品建立了各种功能齐备的农业行业协会，在市场准入、信息咨询、实践国家和行业标准，价格协调、规范经营行为、调解利益纠纷、增强行业自律、协调行业发展，开展行业损害调查、加强行业保护等方面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国现有的涉农协会，大部分按照产、加、销分段设置，官办色彩浓，市场主体参与度较低，缺乏必要的调控手段和能力，不能适应产业经营发展和农业国际化的要求，难以发挥协调行业发展、保护行业利益的作用。 3、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与农户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不健全。我国很多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与农户的利益联结还没有形成一种科学规范的组织链和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利益共同体。据调查，在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与农户利益联结的三种主要方式中，各地主要采取合同制，而采取合作制返还利润、股份合作制按股分红两种方式的比重不到30%。其原因在于我国广大农户规模小，经济实力弱，农业产业化组织形式以“公司加农户”为主，公司是农户以外的市场主体投资兴办并管理的。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仍是一种松散的联合体，两者的主体地位不对称，农户对龙头企业实际上是一种依附和依赖关系，在市场交易中处于不公平的地位。 （二）外部限制因素：政府对农业产品化的扶持政策不够到位。 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看，政府对农业和农业产品加工业的扶持，是农业一体化企业发展必不可少的环境，但我国尚存很大差距： 1、财政支持的差距。各国普遍使用财政补贴政策促进一体化发展。美国、欧盟等市场主导型的国家主要在信息、技术、组织、培训和制度方面给予企业辅助性的支持；日本、韩国、新加坡等政府主导型的国家，补贴政策除了提供一般性的支持外，政府还采取措施鼓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据测算，1996-1998年我国农业国内支持“绿箱”支出占农业GDP的比例只有3.2%，而WTO其他成员国大多数达到5%至20%，美国已接近50%的水平。同期，我国“黄箱”支出比例为1.4%，而印度一直保持7.5%。美国、日本和欧盟的许多发达国家政府对食品加工业的投资一般占总投资的6%-9%，而我国农产品加工业投资仅占国民经济各行基本建设投资的2%。 2、信贷扶持的差距。美国、日本制定了许多扶持中小型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的信贷政策措施。我国各大商业银行近年改善了服务，加大了扶持力度，但农业经营主体贷款难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一是小额贷款条件不合理，贷款门槛高，农户贷款难。现行对小农经营设置的小额贷款条件，已远远不能适应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新要求。二是中小型龙头企业贷款难。中小型龙头企业从事农产品加工业，按现行的制度，企业可抵押的物少，抵押物的折扣率高。贷款找担保更难，主要表现为龙头企业信贷融资时难以找到合适的担保人。相互担保和连环担保又往往引起信用危机。三是发放流动资金贷款与大型龙头企业的实际要求不适应。农产品流通、加工行业流动资金贷款具有一次性需求量大、使用集中、占用资金时间长、周转慢等特点，有很强时效性和政策性，但目前政策性贷款不能用于产业化龙头企业，商业性贷款抵押担保又难，严重影响了企业正常生产和效益。 3、税收政策的差距。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我国税收政策中未体现国家鼓励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国际上大部分国家对农业、农产品加工业在税收上实行优惠政策，我国农产品加工业方面的税收政策不仅没有体现优惠，而且与国内一般工业相比，税率偏高，税负过重，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税负普遍在6%左右，有的达到8%，而非农企业一般只有4%，一是农产品深加工的增值税销项税率太高，进项税率和销项税率税差过大。国外对食品工业普遍采取优惠税率，如英国、加拿大对食品行业增值税采用零税率，英国对其它行业采用17.5%或5%的增值税税率，加拿大对一般行业采用7%的商品劳务税。我国现行的税制规定，农产品深加工企业的销项税率为17%，进项扣除率为13%，进销两项税率相差4个百分点，生产深加工产品不增值也要缴纳增值税，我国一般加工业增值税销项、进项税率都为17%，农产品深加工业要比其他工业企业多负担4个百分点的增值税。农产品深加工明显处于不平等地位，严重影响资金向农产品深加工业的投入和产业链的延伸，影响了龙头企业更快更好的发展。 4、管理体制的差距。多数发达国家对涉及农业生产、加工、销售各环节的管理职能是统一的，有一个高效、综合一体化的农业管理体制，政府职能侧重于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个方面，为农业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