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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幸福指数理论探究 姓名：张俊发 班级：1003 指导老师：刑振江 国民幸福指数的理论探究 摘要: 随着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虽然GDP是不断的增长，但是民生问题和环境问题不断的暴露出来，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本文从各个方面来分析探究国民幸福指数的构建，旨在以后的国民幸福指数的建设过程中提供借鉴。 关键词:国民幸福指数 发展情况 影响因素 研究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的增长态势，在人类发展史上创造了“中国的奇迹”。然而，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是提升国民的社会福祉、增进国民的幸福程度，国民幸福感应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我国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已经显著改善了城乡居民的生活状态，但经济增长向国民幸福的转化依然存在着广阔的改进空间，而国民在生存需要有效满足之后也必将更加关注发展和享受需要的满足。据此，单纯从经济增长维度去理解社会发展越来越暴露出狭隘性，我国在追求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的同时，必须更多关注国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和增进途径，着力探究经济增长向国民幸福转化的有效方式，而幸福感、幸福指数、幸福感排名等也已成为时下中国社会各界热烈讨论的主题。 一、国民幸福指数的产生和发展 “国民幸福指数（GNH）”在不丹（Bhutan）诞生，有其历史社会和政治环境。在不丹，每逢宗教节日，庆祝活动的表演中总会有一个小丑。每个节日活动的表演中都有关于法（Dharma）和佛教（Buddhism）的非常严肃的内容，但也有一群像小丑的角色，可以不受严肃内容的限制，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小丑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如果我们完全受控于强大的主流力量，社会将不可能有任何进步。这些小丑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国民幸福指数的意义也是如此。国民幸福指数试图以一种非主流的概念来冲击人们的思维，让人们重新审视这个世界现有的主流框架。 在不丹，佛教文化对幸福早有认识，并认为物质享受对幸福感的提升作用有限。在佛教的影响下，沉思、修习和冥想成为了不丹社会的核心价值。在17世纪许多论述政府职责的书籍中，人们认为整治管理不能脱离宗教精神的指导，因此开始合一。其中也明白的指出，当时之所以制定法律，就是为了督促政府创建一个幸福的社会，否则，这个政府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和环境，20世纪70年代当时的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 Jigme Singye Wangchuck 提出了国民幸福指数这一概念，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已实现幸福为目标”，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指标。如果说“生产总值”体现的是物质为本、生产为本的话，“幸福总值”体现的就是以人为本。世界银行主管南亚地区的副总裁、日本人西水美惠子曾对不丹的创举做出评价：“我长期从事经济发展工作，对由于富裕带来的社会性疾病总感到痛心。这样的问题并不只存在于日本。但是我们决不能悲观。因为世界上存在着唯一一个以物质和精神的富有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之源并取得成功的国家，这就是不丹，该国所倡导的‘国民幸福总值’远远比国民生产总值重要得多。” 在第四代国王统治期间，国民幸福指数的实践主要依靠工作人员的感觉，因为那时并没有明确的途径或政策指导，国民幸福指数的目标、实施策略和衡量标准也都不完善，并且这种状况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因此，实际操作只能依赖对国民幸福指数有直觉上认同的人，而这些人，就是那些年长的、具有传统思想的政府公职人员。如今，偶有年轻的政府公职人员质疑国民幸福指数，他们留过学，受到过不同思想的影响。尽管他们是不丹人，但他们有新思想。因此目前不丹的工作到了新的阶段：向人们介绍国民幸福指数的原理，将国民幸福指数的理念纳入国民教育中。这需要一点变革，以便将外部的优秀知识和国内国民幸福指数的实现结合起来。 二、国民幸福指数在国内外的发展情况 （一）国民幸福指数在国内的发展情况 我国学者对幸福指数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幸福指数及其指标体系进行研究、提出看法。有的学者指出，幸福指数反映的是人们的幸福感，主要包括人们对生活总体以及主要生活领域的满意感、在现实生活中体验到的快乐感、由于潜能实现而获得的价值感。还有的学者指出，幸福指数是人们根据一定价值标准对自身生活状态所作出的满意度评价，影响幸福指数的因素主要包括社会发展水平、历史文化背景、个人所处社会阶层、个人生存状况和改善预期及其实现程度。也有的学者把幸福指数具体化为由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六类要素构成的国民幸福核算指标体系。2007年，北京市统计局首次对外公布了北京和谐指数和市民幸福指数，在全国公布的类似的官方调查数据中还是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