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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模式若干问题 一、研究视角与向度 教育部对卓越法律人才的定义和意指，实际是政治化的、意识形态化的。“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需要，制定法律人才培养国家标准，探索高校与政法、司法等实际部门、国内与海外高校联合培养法律人才的新模式，建设一批各具特色的人才培养基地，稳步推进分类分层法学教育改革试点，建设一批具有广阔国际视野、扎实理论功底和丰富实践经验的教师队伍，培养一批国际法律事务高端人才和高素质执法、司法专门人才。” 上述意指的关键词，是政治化、实用性、国家标准。 按照民主法治事业、法学教育的经验理性和逻辑理性，对卓越法律人才问题，基于学术、民间的视角，还可以下其它定义。 对于官方的定义，可以追问：法律人才应否、能否制定国家标准？教育的本性、本义是什么？不重视、强调法学教育的人文性、批判性、超越性、模范公民塑造职能，能否产生卓越人才？ 因此，问题及其向度至少包括： 1、什么是卓越法律人才？谁有资格对此下定义、定标准？教育部搞国家标准，是否符合教育的本性、本义和逻辑？教育部的定义，已经是普通的、矮化的教育标准。 2、在仍未走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未冲出“历史的三峡”，【全国左派代表，近日在山西召开了对茅于轼的民间公诉大会。】处于变革和转型关键期、风险和变数巨大、改革与危机赛跑的国家和民族，法律人才是否主要是技术性的工匠，是否首先应当是理性、正义、科学、负责的社会改革家？法学教育的使命是什么？ 3、法学教育模式（以本科为代表），在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精神人格塑造与能力培养、理论性与实践性、专业性与职业化等向度上，如何选择合理的平衡？ 4、中国人对于法学在极为功利的心态，当年的东吴大学教授杨荫杭曾批判中国法律教育是“文凭贱如粪土，学士多如苍蝇”。中国今天，登峰造极。法学教育对此如何矫治？ 二、中国法学教育的主要问题 1、缺乏变革、转型时期的时空感、危机感和担当精神，自我矮化、奴化、边缘化。甚至是将肤浅、庸俗进行到底。公众认可度甚低。 2、过于功利化、小工匠化，对“师”与“匠”的关系缺乏问题意识，实际是只强调对小工匠的培养。应试教育、成功教育，是全民族自残自虐、自戕自害的模式，此中各种牟利者、误国者，应以汉奸论处！ “又红又专”是清华大学在“院系调整”之后，给中国教育的“贡献”。蒋南翔、何东昌等人把1952年后的清华理念、模式带到教育部，形成了扩展性影响。理工科出身的工匠们，本是这个模式的产物，在掌握重要权力后，有扩展到各个领域。narrow-minded的工匠们，缺乏历史感、想象力。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市侩、恶俗，令全世界都叹为观止！ 诸多名校的晚近历史表明，工匠化教育出来的院士，对大学或教育相关的价值、规律、制度、机制是缺乏想象力和学习能力的；如果人文社科出身的人来当校长，则会显著不同。 在本科阶段可报考法律职业资格，本身就是违反教育规律的安排。这是司法部的政绩工程，以帮助解决大学生就业、为国家排忧解难为名，对上邀功。它导致本科教育成为第二个高中教育，严重破坏或扰乱法学教育的机制和过程。资格通过率如此之高，全国平均达20%以上，很多功利化的二本学校法学院本科生通过率达50%，这就说明律师等法律人根本不是价值共同体和知识精英。广州市民说，公共厕所不好找，而律师所满街都是。法律人与法学教育已经斯文扫地！ 3、道与器、术，缺乏层次意识。二者如何区分和融合，根本就没有问题意识，更没有科学、合理的安排。处于混沌状态。社科教育，多处于糊涂状态、混沌时代。 法学教育，应当区分这些层次、功能、任务和安排，但是，国内法学院系基本没有这种眼光和智慧。在小工匠教育观之下，道的层次近于虚无。 尼克松自认为自己受益最大的就是大学时期的法理学课程。 4、各界对大学法学教育的定位和期待，有重大偏差。大学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人格精神、知识智慧、一般方法的培养、传授和训练，绝非职业培训。实习能力，应当在工作初期培养。法院和律师所要求学生毕业之时就能够基本具备实践技能、满足用人单位的需要，这是反教育逻辑的。4年本科教育，能够把社会机理、法学的道与器、基本方法说明白，就不容易了，如同医学专业一样。根本没有足够时间高过度的培训课程。 把毕业生训练成为职业化法律人，本是执法、司法机关的任务之一。公立性单位，你们不能推卸责任！ 5、学科封闭，自说自话，开放性不足。根本没有“学科帝国主义”的扩展性的解释力、说服力。 法学本来就缺乏逻辑起点、条件预设、推演路径，多是观察性的、经验性的，而非逻辑性的，其理论范式、方法论、具体方法是比较模糊的。与经济学、社会学比较，法学基本上是信口开河、游谈无根的学科。只见法学界引用人家的文献，而很少见经济学界、社会学界引用法学文献。法学的幼稚，至今也没有摆脱。 很多人误读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法社会学的理念，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