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晓光反思石油会战.docVIP

童晓光反思石油会战 　　勘探开发油田的会战模式，是我国石油工业在经济基础薄弱，技术水平低下的时候，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保障国家石油供应的无奈选择。但是随着大庆石油会战的巨大成功，会战模式在之后30余年的时间里，都成为了我国石油开发的既定模式。 　　这种不顾具体条件的固化思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开始不适应中国的石油工业发展阶段。到20世纪90年代的吐哈石油会战之后，集中力量的会战模式也随即销声匿迹。 　　童晓光院士主持参与了辽河油田会战之前的勘探工作，以总地质师的身份参与了塔里木会战。本期特约童晓光院士口述辽河油田会战和塔里木油田会战的历史，为我们回忆会战模式的兴衰和利弊。 　　到1964年，大庆石油会战的勘探工作基本结束。当时我们对大庆周边的勘探基本就已经停止了。这么做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当时的大庆油田开始进入了全面的建设时期，对于勘探工作能投入的资源自然就减少了；二是因为勘探队伍的主力陆续被调入关内，开展华北地区的勘探工作。 　　1965年，我给当时的大庆党委书记宋振明同志和后来的燃化部部长徐金强同志汇报勘探工作。这是“四清运动”开始之后，我们第一次向领导汇报勘探的工作。当时两位领导就提出来，大庆油田负责的是整个东北地区的石油开发，就让我们把剩下的勘探力量组织起来，对整个东北做一个考察。这个事情就落到了我的头上。 　　极左影响下的勘探 　　我们研究院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把东北所有盆地的情况都摸了一遍，大家一致觉得，辽河盆地的情况是最好的。所以，就把勘探的重点定在了辽宁省。 　　1966年5月，我带着十几个人的队伍到了辽河。当地已经有了地矿部，也就是后来的国土资源部的队伍在那里，他们带了几台钻机，已经打了十几口井了。 　　当时有一个背景，由于大庆石油会战的成功，全国上下对于大庆的石油工人都十分尊重。我们在辽宁也是一样，找地矿部的队伍要什么资料给什么资料。辽宁省政府保存的地质资料，我们不仅可以看，还全部都拷贝了一份带走，一点阻拦都没有。 　　但是好景不长，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全国文化大革命的热潮一下子热烈起来。全国工业的典范大庆当然是不能幸免的。6月底，大庆给我打电话，让我们赶回去闹革命。这第一次辽河勘探，除去我们准备住宿、后勤等问题的时间，一共只有十几天就结束了。 　　回到大庆，我们也没有受到太多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我个人对于写大字报这样的事情也很不热衷，每天待在办公室里也没什么事情。后来领导说，你们在辽宁省的工作很重要，还是要继续，你还是回去吧。不过这次，我只带了一个助手，就回到辽河了。 　　8月到了辽河，我们担心再出什么变故，就抓紧时间到钻井现场观察，收集一切能收集到的资料。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两个人把当时有关辽河能拿到的资料都整理好了。结果刚整理好资料，9月中旬，我又一次被叫回了大庆。 　　这次回去，大庆的文革已经闹得很厉害了。我所在的研究院被撤销，勘探的主要人员都被下放到钻井队去打井。最终，大庆油田保留下来的勘探力量只是成立了一个地质办公室，我因为还有工作，被留在了机关做研究。 　　就在交接工作的时候，石油部派人来到大庆油田，要求大庆组织队伍到辽河勘探。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地矿部的勘探结果表明，辽河地区可能会有一个天然气气田，鞍山钢铁厂非常想用这个天然气来炼钢。辽宁省计委就向石油部反映，希望大庆油田能够在辽河继续勘探开发。 　　当时整个大庆负责辽河勘探的就是我，自然而然地就派我去了。不过这次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还有负责开发工作的、钻井工作的，大约有五六个人吧。我们11月份就赶到了辽河地区。 　　勘探做完了之后，石油部就安排我们去北京汇报工作，主要是汇报资源量的情况。当时接见我们的就是翟光明院士，他是当时的勘探司总地质师，我们就是向他汇报的。他听完之后觉得情况很好，就和我一起到国家计委去汇报。当时听汇报的计委副主任原先是石油部的副部长，专业知识很懂，所以计委很快就同意了。石油部就交给大庆来开发辽河油田。 　　会战前奏 　　按照石油部的指示，大庆派了一千多人到辽河地区。由于当时资源情况不明，所以没有进行大会战，不过也专门成立了一个指挥部。 　　1967年，我们开始在辽河地区打井，但是效果一直都不好。到了1968年春天，我感觉到这样的打井方法有问题，尽管时不时能打出来油，但是一直没有找到主力产油区。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会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 　　应该说，当时文革带来的动荡，反倒造成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当时这一千多人的队伍，地质队一共约100人。但是到了辽河之后，当时就有18个人被军管人员由于成分问题等原因，关押了起来。实话实说，当时解放军的管理水平实在是太低，他认为这么多来自四面八方的人，肯定有一些人成分有问题，审问的时候，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