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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的“兴”的艺术生成论 05级中国古代文学 刘杰 0205131 摘要：赋比兴在“以义为用”的时代形成了《诗经》话语批评方式。“兴”是本文主要阐释的对象，但“兴”的艺术表现只有从作品中才能发掘分析。真正对兴作出有意义标明的是毛传，虽然其还在政治礼教层面对“兴”作解释，但已经为我们提供了释兴的模型，对于“兴”范畴的揭示无疑扫清了道路。毛传独标“兴”体，可见对兴的认知及“兴”的批评功能其是了解的，这暗示我们“兴”的话语批评方式是丰富的。对诗“兴”的细读，仍然可以遵循毛传的标注，以当代人的批评视角去审视“兴”的艺术表现。 关键词：《诗经》 兴 毛传 话语批评方式 《诗经》“兴”的艺术直到现在仍处于胶着状态，或各自立说，或存而不论，但对于“兴”的本义是什么，“兴”的艺术表现，“兴”的表现功能这些论解并不十分明晰，本文就这些问题欲从理论和《诗经》文本来进行分析。 一、“兴”的理论范畴 “兴”始见于《周礼·春官·大师》中，但对于六诗分歧较大，到底是“以声为用”还是“以义为用”呢？笔者主张将二者结合起来，并且认为诗乐一体并不妨碍诗的“义”用之旨。诗有明确的认知范畴，《虞书》(1)曰：“诗言志”。诗常用于列举的书目中，《国语·周语上》(2)就有“……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酌焉。”又《左传·襄公十四年》(3)上“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士传言，庶人谤，百工献艺”。杨伯峻在注后面这段话时，说“瞽为乐师”。《周礼·春官·序官》郑玄注，“凡乐歌必使瞽矇为焉，命其贤知者以为大师、小师。《周语上》之瞽献曲即此之瞽为诗，瞽歌诗必秦曲也”,可见诗乐一体。《左传·昭公二十一年》(4)有“天子省风以作乐”之说，能见出乐之盛况。诗乐一体，诗乐与其它书目对举，充分说明诗与乐毕竟有别，这就是前者义用的同时主要是“声用”后者仅“声用”而已。由于“声用”的时代比较长，乐也就特别受到重视，“乐合同”。(5)作乐有两种情况，一是“王者功成作乐”，(6)一是“故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候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谷时熟，然后赏之以乐。”(7)诗乐一体，作乐的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诗的形成体貌。诗乐的职能主要是用于宗庙社稷和祭祀。“若夫礼乐之施于金石，越于声音，用于宗庙社稷和祭祀，事乎山川鬼神，则此政与民同也”，(8)“又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者辟其骄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9)见出郑宋卫齐四音本用于祭祀，只是“害于德”(10)罢了，所以不用，但可见整个诗的职能所属情况。诗乐一体，有助于了解诗之“声用”和“义用”。 六诗是“声用”时代的名称，六义是后世“义用”的概括，由于六诗有专名，也就形成了关于六诗的批评话语方式。从“兴”的话语方式就可以见出“六诗”话语方式的体貌。兴用于论诗，见于“六诗”专名“兴”。兴也用于论乐，有“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11)之说。对此理解，可以从魏文候与子夏的对话中审知。魏文候以乐问子夏，子夏对曰：“今夫古乐…治乱以相，迅疾以雅，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此古乐之发也，今夫新乐…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此新乐之发也…”(12)子夏用论乐的“语”“道”两种话语方式，虽未见“兴”的使用，但也可以看出兴的用途。论诗孔子重在效果，也用“兴”来评论，称“兴于诗”(13)“诗可以兴”(14)。“兴”用于人。“文公在狄二十年，狐偃曰：‘…今戾久矣，戾久将底，底著滞淫，谁能兴之？盖速行乎！’”。韦注曰：“兴，起也。”(15)它是一种答拜的礼节，《左传·襄公十五年》(16)“…季武子兴，再拜稽首”，又《左传·昭公元年》(17)：“穆叔子皮及曹大夫兴拜”杨伯峻在注后者说，“古宴礼皆坐席，起也，起而后拜”。“兴”还可以用于国政之废兴等等，《国语·楚语上》(18)就有“大夫诵诗以辅相之，……其可兴乎？”韦注：“兴，犹成也。” 声义并用和以声为主的时代诗乐是礼的根本体现，《左传·闵公元年》(19)仲孙与齐桓公有段对话，曰：“鲁可取乎？”对曰：“不可，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臣闻之，国将之本必先颠而后枝叶从之，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君其务宁鲁难而亲之，亲有礼，因重固，间于携贰，覆昏乱，霸王器之。”春秋赋诗于国，观礼乐于鲁都是礼的一种体现。《左传·襄公二十八年》(20)卢蒲癸有言“赋诗断章，余取所示焉”虽于诗的文学意义不类，却道出了礼在诗背后的政治效力。赋诗的根本价值在于明礼，于礼相悖有时会有倾国之危。《左传·襄公十六年》(21)由于“齐高厚之诗不类”于是引来“同讨不庭”的结果。“礼以道其志”，(22)所以诗必须体现礼的价值和意义，这在毛诗起初的批评史上是有的，并且政治功能远远大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