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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难的永远不是技术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原主任 陈旭岩 《 光明日报 》（ 2014年08月06日 ? 01 版） 开栏的话 每天游走于健康与疾患之间，体会生与死的无常，体会职业的精彩与无奈，让医生这个群体格外与众不同。从穿上白大褂的第一天起，等待他们的，就是超负荷的工作强度和不可预知的职业风险。 这也是一个经常被误解的群体。转瞬间，毁誉就可能发生逆转。负面情绪会时常加诸其身，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成为暴力伤医事件的主角。一旦身处是非漩涡，他们的声音常常会被一些非议淹没。 和许许多多普通人一样，“白衣天使”有着自己的情感。他们渴望得到理解和关怀，他们有很多心里话要说。 从今天起，本报推出一组医生自述和记者手记，让大家一起听听医生的心里话。同时在光明网社区上展开话题：“我记忆中的白衣天使”，敬请广大读者和网友积极参与跟进，为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建言献策。 那是多年前的事了，许多细节已不甚清晰，但有些感动我终身难忘。一个10多岁的男孩刚刚经历了母亲病故的重创，跟着父亲在北京靠卖晚报谋生。有一天，男孩突然病倒，在家坚持了整整一个月，实在扛不住了，才被父亲送到医院。入院时，他父亲身上仅有200元钱。这是他们父子进报纸的钱，就是谋生的最后一点儿本钱。 很快，我们诊断男孩患的是重症，吉兰-巴雷综合征，要靠呼吸机才能维持生命。这时，钱成为最大的问题。面对这个我们不愿谈却必须谈的问题，不到40岁的父亲非常痛苦。最后，他叫来一位老乡帮忙守着儿子，然后满面愁容地回老家借钱。三天两夜后，他带着12000元钱回来了——他借遍了全村。可就是这三天两夜，孩子花掉的医药费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个数。 两天后的一个清晨，一辆破三轮车停在了抢救室门口。我走进病房，看到男孩的父亲已经收拾好了。“我们已经没钱治了，谢谢你们的好心！趁孩子还有口气，我要把他拉回老家。”他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跟我告别。在急诊科，这样的事已不是第一次发生。 我站在那儿，看着他把男孩的气管插管拔出来，看着男孩的氧合从100%降到92%，再降到85%……我的内心在激烈地交战：救不救？我用右手用力掐着自己的左上臂，却一点都不觉得疼，眼前只有男孩父亲的眼泪、男孩的眼泪…… 过去了大概30秒，格外漫长的30秒，我小声说了一句：“插管！”话音未落，“啪”的一声，身后马上递过来一个喉镜。原来，护士已在我身后守候多时。她早有准备，就等着我纠结之后的这声令下。 两周后，男孩脱离了呼吸机。三周后，顺利出院。出院时，父子俩跟医院签署了一份长达30年的还款协议，每月还200元。即便这样，他们还是经常还不上。 男孩出院后，经常会在晚上溜到我们分诊台的窗前，扔下两份当天的晚报，转身就跑。每次他来，为了他的自尊，我总是假装没有看见他。当他转身飞跑出去时，我就会很享受地看着他的背影。试想：之前他连一个脚指头都动不了，甚至差点和他死去的母亲一起埋在小山村里；而今，他却能像“准刘翔”一样飞快地奔跑。作为他的医生，我的感受是什么呢？ 这时候，我心底最柔软的部分被触动了。哪一种职业会有如此美妙的心灵体验呢？我做急诊医生近30年，有太多的辛苦、太多的委屈。但和这种无可比拟的幸福体验相比，那些都不足挂齿。我从来都感恩上苍给了我一个如此至真至善的职业，它固有的光芒可以令世间所有名利都黯然失色。所以，我经常问自己：即便中国医生的职业环境近似残酷，我们会轻易放弃最初的梦想吗？ 也许有人会说，你既然被称做“白衣天使”，你就应该那么做，而且每一次都该如此决策，甚至不能允许男孩的父亲把气管插管给拔出来。在此，我可以含着眼泪回答你：“这也是我的梦想。我也希望每一次自己都能无所顾忌地选择去救人。然而，事情没那么简单。面对这样的场景，我们医生心底那异常强烈的冲突又有多少人能理解？” 我只想说，谁都不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简单评判对错。当下我们各行各业所呈现出的某些乱象，或许只是社会转型时的一种必然经历。在种种冲突、困扰之中，我们都应该相信的是，绝大多数医生仍在竭力坚守着纯净的信仰和神圣的职业精神。此时，我想起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一句话：“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仍然热爱它。” 还有一个故事发生在两年前。那天，我上急诊监护室的二线班，为一位病人忙活了一天，毫无所获。这是一位32岁的女病人，没有医保，却突发急性重症胰腺炎，病情非常严重，入院时还发生了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这意味着她随时可能要上呼吸机，还需要各种昂贵的救命药物。 和病人的父亲谈病情时，我告诉他住院至少需要1万元押金。老人焦急地说：“钱正在路上呢。今天在急诊的治疗抢救费能不能先欠着？”中午时分，总算盼到了送钱的人——他辗转借了5个老乡的钱，只借到了3000元。我和病房联系，回复是“的确收不了”。于是，我坐到病人床边，一边紧张地观察病情，一边等着再去“找钱”的人。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