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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市场化、政府制度规制及改革路径探讨 　　内容摘要：体育市场化是体育改革的基本方向。当前的体育制度安排还处于计划性向市场化的过渡阶段，行政审批、政府博弈、资产经营以及管理机制等方面尚未能全面激励体育资源的关联带动作用，约束了体育资源效率的释放。建议以试点审批权限下放，率先放开中心城市改革，推动体育竞技资源的全面市场化、职业化，主动培育市场主体，推动经营模式转变。 　　关键词：体育市场化 制度规制 改革 　　引言 　　体育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支撑，正越来越体现一个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体系的传播。与我国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总要求和目标相一致，我国体育领域也正亟待制度改革、路径创新，体育市场化是建设体育强国，放大体育关联效应的根本改革方向，也符合我国确定的发挥市场关键性作用的基本改革方向，这方面研究成果较多。当前我国的体育发展正处于从计划模式（举国体育）向市场化模式的转变过程中，在满足基本体育公共服务需求的同时，如何实现市场化、实现“行政管体育”与“市场办体育”的分离成为体育改革的突出难题和重点。 　　我国体育制度演变、特征及体育发展空间 　　（一） 我国体育制度阶段性演变及特点 　　建国以来，我国的体育制度演变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滕占强，2013）。第一个阶段主要是从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初。国家施行计划经济体制，统揽体育资源分配，地方政府被动接受中央政府统一计划安排，“举国体育”是其根本特点，较少考虑体育投入产出问题。第二个阶段主要是指改革开放后至20世纪90年底初，我国明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育改革有所进展，体育部门明确提出“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改革方向，体育事业也有了突破性进展。第三个阶段主要是指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的改革，以“体制改革与机制转换为核心”为目标，更加明确体育的主要任务，体育组织架构更加完善，成为名副其实的体育大国。当前，体育领域即将面临第四个改革阶段，以发挥市场的关键作用为基本导向，进一步改革体制机制。随着时间变化，我国体育制度演变与体育发展效率也有显著提升（见表1）。 　　（二）我国未来体育发展潜力与空间 　　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显著增强，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体育需求更加多元，迎来巨大发展空间。一方面是体育市场潜力巨大。国家体育总局印发《体育产业“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十二五”体育产业增加值以平均每年15%以上的速度增长，到“十二五”末期，体育产业增加值超过4000亿元人民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0.7%，从业人员超过400万，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点之一。另一方面是增强我国体育国际话语体系空间巨大。当前国际体育主要是西方话语体系，多民族、多元化的体育生态趋向单一化，而这显然不符合体育发展客观规律，多元化发展是体育发展的最终状态。我国体育话语体系正在逐步树立中，且我国体育发展特征与西方大有不同，能够融合多元体育文化，在体育大国的基础上，未来增强体育国际话语权，促进国际体育多元化发展存在巨大空间。 　　然而，与巨大的体育市场发展前景相比，我国当前仍然突出以行政主导，政府管体育、政府办体育的模式与改革要求是不相互适应的，尽管已采取多种措施，但效果甚微，这就要求分析当前体育发展模式的弊端和未来改革的路径，本文即试图从政府制度规制视角探讨这一问题。 　　政府体育制度规制现状及特点的理论分析 　　（一）体育行政审批权未充分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国家体育局保留9项行政审批权，但仍然保留大型赛事审批权。该项权力直接涉及深度市场化，影响甚大。首先，政府以“看得见的手”影响本可以由市场来调配的资源配置，在制度上形成垄断和办赛“门槛”。在体育赛事需求迅速扩张的条件下，抑制了市场主体的办赛可能性，使得体育消费呈现“哑铃”型，即一端是成本较高的大型职业赛事，一端是完全免费的群体活动。大量中小型成本的赛事由于办赛“门槛”被放弃，而这正是体育产业中实际参与人群最广泛的领域。其次，围绕体育赛事审批而引发的管理费或审批费的收取和使用容易成为“寻租”空间，赛事管理缺乏规范和透明度，随意性较大。 　　（二）体育资源资产经营及再资本化未充分改革 　　政府对体育资产包括体育场馆等基础设施、国家投入培养的运动员、体育项目品牌等有形与无形资产拥有产权。在传统体育资产产权制度下，行政权与所有权合一，从而体育资产权属缺乏人格主体，体育资产如何保值增值成为沉重问题，如体育场馆经营、体育品牌经营、体育明星经营等资产无法保值增值甚至亏损（成会君，2005）。一方面，体育资产与其他类型国有资产一样，政府部门是把国有资产当做实物形态来保护它、维护它，注重实物形态，控制资产本身，仍然停留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思维模式，而忽略了市场经济注重价值形态，调节资本的巨大效应，因为只有资本的运动及其扩张而不是实物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