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docVIP

建构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 摘 要 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在本质上表现为一种司法交易，该制度可以提高案件的侦破率，最大限度地消除证人作证之心里恐惧，为获取自愿性证言提供制度保障。但新刑诉法并未对其作出任何规定，法治的呼声亟待我国设立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该制度之设计难免伤及实体公正，应对其豁免模式、案件范围、适用程序、配套措施等进行理性设计。 关键词 新刑诉法 污点证人 罪行豁免 作者简介：宋吉宇，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事诉讼法。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2-057-02 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是指国家为了获取关键证据以实现打击犯罪之目的，通过法益对比后，对罪行较轻的同案犯作出承诺，若其自愿提供关键之证据，不再追击其刑事责任，即以牺牲较小刑罚权换取较大刑罚权之实现。①此制度自“重庆綦江虹桥案”被媒体夸大后于我国民众而言其实并不陌生，该制度设计之初衷是为了反对“强迫自证其罪”，遗憾的是新刑诉法对其却只字未提，制度的缺位使新增的“强制证人出庭”和“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有罪”遭受“花瓶”之境遇。伴随着法治呼声的呐喊，我国刑事诉讼法亟待设立此制度。②然，该制度毕竟是以国家放弃部分或全部刑罚权为代价，容易对实体公正带来损伤，过度的牺牲实体正义不符合我国民众的法律文化心里，而且过度强调该制度也会使侦查机关怠于履行职责，甚至是沦为冤假错案发生之温床。因此我们在讨论设立该制度时，还应考虑如何适应本土生长，避免“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之尴尬。 一、我国设立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之必要性 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于国家而言是通过法益对比后，以较小刑罚权之牺牲为对价实现打击犯罪之目的，在某些案件中，案情扑朔迷离，证据的收集犹如大海捞针，为了获取关键证据，揭开犯罪的神秘面纱，就离不开污点证人的配合。因此，只要有这种“交易”之需要，污点证人豁免制度就有设立之必要。此外，新刑诉法增设的“强制证人出庭”和“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制度也需要证人自愿、主动地配合。而配合之程度则取决于是否有相应的制度对其进行保障。对污点证人而言，豁免其罪行将彻底消除其心里上的顾虑，并获得其提供的有价值之证言，从而与新刑诉法之规定达到契合。 （一）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能提高案件侦破率 犯罪本身就极具隐密性，好似一层黑色的面纱，尤其在一些组织严密、隐匿性强，诸如黑社会组织犯罪、毒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中，欲揭开神秘之面纱，若得不到其内部知情人士的合作，加之现有物证技术欠发达，案件的侦破往往会陷入困境。而通过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既可以获得揭开神秘面纱所需之关键证据，又可威慑、打击犯罪分子，其功效自不待言，诚如波兰检察官塞玛斯所言：“若没有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有效打击有组织、隐匿性强的犯罪只是空想”。 （二）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能提高证人出庭作证率 证人出庭作证率低是一直以来困扰我国刑事司法的顽疾，诚如田文昌律师所言：“在其执业的30多年间，出庭作证的的证人还不到5人”。为克治上述顽疾，新刑诉法188条规定了“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然而从实施效果来看，证人出庭作证率并未获得改观，立法之初衷再次幻化为泡影。也许如丹宁所言：“任何一种法律制度欲强迫证人作证，就应该在发现证人因作证受到侵害时予以救济，采用一切可行之手段来保护证人，否则，整个诉讼就会失去价值。”③对污点证人而言，其作证之风险除“因作证受到侵害”外，更关涉的是其犯罪行为是否会被免除或减轻处罚的问题，而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刚好解开了其心结，当污点证人放下心里之负担，从容地走向证人席时，该制度正闪烁者理性之光芒。 （三）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可以为自愿性证言提供制度保障 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设计之初衷是为了“反对强迫自证其罪”，随着法治的发展，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已经成为了公民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其核心内容为：其一，不得强迫任何人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其二，不得强迫任何人承认犯罪。而污点证人由于也是犯罪行为人之一，其证言难免涉及自身违法行为，如果不对其罪行进行豁免，其只能选择沉默以对。因此为了获取污点证人的自愿性证言，我们有必要为其提供制度性保障。为响应法治对人权保障的呼唤，新刑诉法第50条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有罪原则”。但制度设计的理想有时容易与现实发生偏离。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收集证据本身就是一个无序、艰难的过程，特别是侦破一些隐匿性强、复杂化程度高的案件时，获取关键证据更是蜀道之难。因此，设立污点证人作证豁免能与新刑诉法完成制度契合，使制度设计之理想照亮司法实践之现实。 二、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之构想 （一）豁免模式 世界范围内的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主要有两种类型：其一为罪行豁免；其二为证据使用豁免。罪行豁免是指国家对污点证人提供的证言所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