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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仅从贸易协定理解TPP 对中国来说，需要意识到TPP的非贸易性要求。TPP的非贸易性要求都是围绕建立良好的市场环境、扩大市场准入来展开的 不能仅从贸易协定理解TPP 在经历多年谈判之后，9月5日，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终于达成。这是历史上最大的区域贸易和投资协议，覆盖了40%的全球经济总量。但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出口国，却被置身事外。那么中国将受到何种影响？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我们对TPP本身的认识。 从贸易协定看TPP 如果我们把TPP看作是一个贸易协定，而且只看TPP本身带来的影响，那么答案出人意料但又很直接明确：对中国影响相当有限。TPP确实覆盖了40%的经济体，但这个数据远远高估了TPP的意义。首先，和静态经济规模相比，对于跨国公司和出口企业而言，一国的经济总量或者市场规模的增量变化，才是最重要的。换句话说，只从静态角度去看覆盖了40%的经济体，但这些经济体的增量很小的话，其实对于跨国公司和参与国的具体企业而言，意味着能增长的市场份额也相当有限。 如果从增量变化的角度看，2014年中国和印度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三分之一和11%，两者相加超过40%。而反观TPP成员国，最重要的美国和日本，美国贡献占24%，日本的贡献明显小于1%。对于跨国企业和出口企业而言，开拓新兴市场，远比拓展日本这样的成熟市场更为重要。尽管对于日本而言，TPP作为一种结构性的改革，不会增加财政开支、不会给货币政策带来压力，但却会通过更低成本、更便利的国际贸易，带来日本的经济增长。这不仅是日本经济结构改革的应有之义，而且也和安倍晋三的目标一致，安倍政府提出“要使自由贸易协定对日本国际贸易的覆盖率达到80%”。 其次，TPP主要成员是发达国家，这些发达国家的整体关税水平在此前就已经相当之低、贸易自由化程度很高。因此，TPP的成员国进一步降低关税的空间很小，能减少的贸易成本也相对较小，TPP对成员国间贸易额的提升空间就相当有限。坊间估计越南是TPP的大赢家，主要是因为越南还有较大的空间降低关税。而在TPP协议达成之前，国内外不少学者已经对TPP带来可能导致的贸易自由化及其福利影响进行了评估，结论也比较一致：TPP对成员国的福利影响，包括对中国福利的负面溢出效应，实际上都相当有限，至少不至于对中国产生太大的冲击。 TPP不仅仅是贸易协定 但是，TPP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如其名称所提到的，这是一个战略的、经济伙伴的关系协定。除了贸易协定，实际上TPP还包括了环境和劳工问题、知识产权、国有企业――这些重要内容的最终指向决不仅仅是贸易本身，而是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市场准入等目标。因此在很大程度上，TPP也是一个直接、或者间接与国际投资相关的协定。 如果切换到投资这个角度，那么我们就要重估TPP的影响和重要性，而近些年各个机构对TPP协定的贸易福利效应研究，则恰恰忽视了这一角度。当然，加入新的角度考虑之后，这个问题在技术上的复杂度也将大幅上升。 乔治敦大学的Theodore Moran和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Lindsay Oldenski 2015年6月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了TPP协定将在两方面对企业投资行为产生影响：其一，TPP本身的一些重要议题，就服务于改善投资环境、减少投资障碍。例如，改善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取消服务业的投资壁垒，增强管控政策的透明度和一致性，这些都将有利于增加TPP成员国之间的直接投资。尤其对于美国而言，在高附加值的研发部门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从而帮助美国创造更多更好的工作机会。 其二，成员国内部贸易壁垒的减少、消除有利于TPP成员国获得更多的直接投资。举个例子，如果美国汽车公司要在东亚增加产能投资，这时候它将可能考虑越南，而不是中国。不仅对美国企业是这样，对TPP之外国家的企业，比如欧洲国家、甚至中国的企业来说，也是如此。此时，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竞争压力能促使国内的企业做出改变，在应对竞争的同时，实现优胜劣汰。 2014年，美国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曾经对跨国企业做过一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53%的被调查企业家认为，TPP的实施将会影响到他们的投资决策;而另外，还有22%的企业家则表示，TPP这个远景实际上已经影响到了他们的投资决策。跨国公司是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的行为主体，他们的行为改变，将在中长期对全球生产网络布局产生重要影响，并可能重构现在的全球价值链体系。如果考虑到TPP的连锁反应，则这方面效果将进一步得到放大。 2013年，日本总和开发研究所的江川晓夫研究员就指出，日本积极参与TPP协定的谈判，将对欧盟构成压力，促成日本-欧盟自贸区的加速达成。而如今，TPP协定已经实现了重要突破，欧盟不仅将在日本-欧盟自贸区的谈判上面临压力，而且也将在TTIP协议（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的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