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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精神探源 　　中国企业家多属于“套利企业家”，而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更多的人成为“创新企业家”。若要在这方面实现华丽转身，则需要更多的人成为制度企业家，共同遵循哈耶克意义上的“法律下的自由”原则，切实推行真正的体制改革 　　中国经济发展、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就之一，是形成了一个新型的企业家阶层。不同的企业家群体，具有一些相似或有区别的特征，呈现出不同的企业家精神样貌。对中国企业家精神进行梳理、研究，也已成为学界一个有意思的课题。本文试图对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源头进行一番考察。 企业家精神的普遍定义 　　 著名的奥地利经济学大师米塞斯认为，在一个想象的循环流转经济中，谁也不是一个企业家或投机者。在任何实际生动的经济中，每个行动者总是一个企业家或投机者。人的行动总是有目的的行动，必然是“理性的行动”。他根据其目的“理性地”选择手段。他的行动是理性（即便是错误的）考虑的结果，而且是企图（即便是无效的）达成一个明确的目的。 　　 米塞斯的上述企业家观直指人的行动本质。当然，企业家的概念按照不同的视角可以有不同的定义。让我们首先回归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家概念。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家与工商业经验活动与承担风险相联系，对应于最初的“企业家”概念，后者是指一切“冒险事业的经营者或组织者”。因此，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家可以定义为甘愿承担风险而组织资源去实现工商业机会者。 　　 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和柯兹纳提出的企业家概念，则脱离了承担风险的特征要求。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属于“创新企业家”。这里企业家有别于资本家，不需要承担风险。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是指实现新组合者，推动发展者，或创新者。熊彼特认为，存在五种新组合：一是采用了一种新产品，二是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相当于新技术或者新工序），三是开拓了新市场，四是掠夺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五是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组织。 　　 按照熊彼特自己的话，实现新组合者就是企业家，不实现新组合者就不是企业家。企业家就不是一个长期稳定的职位，因此也没法构成一个社会阶层。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的带头人，是能够实现生产要素的新组合的创新者，是创新的主体。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不同于资本家，他只需要意志和行动，从资本家借入资本，作为购买力基金，在现有购买力存量中注入新的购买力，从而为实现新组合而争夺本来投入于循环流转经济中的生产手段。以实现新组合，获得企业家利润。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不需要承担风险，而资本家则需要。 　　 柯兹纳意义上的企业家属于“套利企业家”。在市场过程中，这种企业家对由于人们的无知而存在的未被利用的利润机会抱有警觉，先于他人发现这种低价买入、高价卖出的套利机会，于是投入资源、采取行动，以实现这种套利。这种未被利用的利润机会，也体现为市场供求的不协调和不匹配。这种套利过程并不能使得买卖双方一步到位地发现最低的买价和最高的售价。但企业家的行动促进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交流，买卖各方都能从企业家的行动中学习，从而减少各方的无知，也使他们自己的行动实现更好的调适。每一次买卖都会比此前的买卖更少无知，取得更好的调适。 比如，买者比此前更知道在哪里可以更低的价格买到他们的商品，卖者比此前更知道在哪里可以更高的价格卖出他们的商品。这种市场过程既是竞争过程，也是企业家过程，呈现一种开放试错的态势，这种态势指向市场参与者的各种供求取得两两协调的状态。 　　 简单而言，企业家精神就是指，能够按照上述定义企业家的行为方式贯彻自己的意志、采取自己的行动，它体现出一种与此相应的才能或者精神风貌。 古典的义利之辨 　　 我国历史上不乏企业家精神。但是究竟我国的文化传统与企业家精神的具体关系如何，存在着不同的看法。需要看看我们的文化传统里有些什么内核。 　　 可以先从“义”和“利”的关系去看。儒家强调“以义和利”，也就是用“义”来协调“利”。这里的“义”，指“正义”和“道义”，虽然其含义有着一定的自然法和习惯法基础，但是需要经由当时在位的皇帝、官僚阶层与儒家认定或者解释。商人追求自利的行为，是被这样认定和解释的“义”所框定。孔子也曾经说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里把人两分成“君子”和“小人”，把“义”和“利”对立。按理说商人以通过经商追求自利为其本职，按照简单套用孔子的划分法，这种商人属于“小人”范畴。不过，在现代社会，即便商人言利，也容易被晓之以“利”，但只要商人以诚立本，通过自己的经营活动去挣钱谋利，他就是“君子”，而这种谋利本身就体现“义”。 　　 儒家里面还有一个功利主义分支，称为永嘉学派。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适强调“学与道合，人与德合”和“通商惠工”，反对“重农抑商”，主张“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其核心的隐含前提与正统儒家一样，也是以诚为本。按照叶适的观点，我以诚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