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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词类角度评《现代汉语引论》 　　【摘 要】骆小所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引论》一部受欢迎的现代汉语教材，自出版自今一直是云南师范大学文新学院本科和考研的指定教材。由于在现代汉语的研究中词类划分是语言研究的重要内容，词类划分的标准又是词类研究的重要依据，所以本文仅从词类角度，采用对比研究的方法对《现代汉语引论》进行评述。 　　【关键词】现代汉语；现代汉语引论；词类；标准 　　【作者简介】彭建玲（1965-），女，昆明理工大学国际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语言学、修辞学。 　　一、引言 　　“现代汉语”是中文系开设的基础必修课。这门课程设立于50年代初，从历史上讲，现代汉语课程有过三次改革浪潮，其集中体现就是教材的改革与更新。第一次改革浪潮是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当时各种现代汉语的教材基本上围绕着中学“汉语”课本（包括《中学教学语法暂拟系统》）编著，这显然不利于学术研究的开展，所以大学就希望改变现状，以表现高校的学术探索，代表作有三本：胡裕树主编的教育部统编本（1962），北京大学中文系本（1962），刘世儒的师范本（1963）其中以北大本最有特色，它的前身是1958年所编写的三本一套的教材，它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三能”的口号：“学生要有运用语言的能力、分析语言的能力、鉴赏语言的能力”。第二次改革浪潮发生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据不完全统计，从1977年到1988年，正式出版的现代汉语教材有21种（另外有关汉语语法的教材还有39种），其中影响最大也最深远的有两本：一本是胡裕树主编的增订本，由于语法思想比较新颖，在语言学界的评价比较高，缺点是不大像教材，修辞部分体系奇特，比较难教。一本是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比较接近《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条理清楚，简明实用，适合教学，缺点是观点比较陈旧。第三次改革浪潮出现在80年代末，并一直延续到整个90年代。导火线是史有为的《十字路口的“现代汉语”课》（1987），它一发表，就像刮起了一股强烈的旋风，在汉语学界和高校中文系引起一系列震荡反馈，促使大家进一步检讨和反思。这一时期，各种体现改革新思路的教材纷纷问世，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两本：钱乃荣主编的上大本（1990）和邢福义主编的师范本（1991）。前者与众不同，新颖别致，但由于定位不准确，跟语言学概论界线不明，教学有相当难度，所以一般只是作教学参考书，很少正式当作教材。后者提出“实中求新，新而不怪”的编写原则，注意吸取最新的研究成果，又考虑跟中学语文教学的衔接，但问题在于方言占据过多的分量，同时又过于突出编者个人的学术见解，例如两个三角和复句的三分法等等，这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它的可接受性。第三次改革浪潮末，随着对现代汉语认识的深入，1999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骆小所教授主编的《现代汉语引论》，这是一本面向21世纪汉语言文学专业语言课程的改革教材。骆小所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引论》教材结构清晰，体系完备，内容丰富，是“一部受欢迎的现代汉语教材”，受到广大读者和使用者的青睐，成为云南师范大学文新学院本科和考研的指定教材。笔者使用此教材自觉受益匪浅，本文仅从词类角度，采用对比研究的方法对《现代汉语引论》进行评述。 　　二、现代汉语词类研究史上的主要观点 　　早期，一些大家如吕叔湘、王力和高名凯等，在词类划分上持有不同看法。吕叔湘在《中国文法要略》中提到“……汉语的词在形式上无从分辨。但是要讨论文法就非把词分类不可。现在按意义和作用相近的归为一类……”吕叔湘将其分为实义词与辅助词两大类：实义词是“意义比较实在的词”；辅助词是“意义比较空虚，但是可以帮助实义词来表达我们的意思”的词。可见，吕叔湘（1982：p203）主要是以意义为标准来划分词类的，尽管他也提及了“词的作用”，但并没有将这一标准应用于实际的操作中。王力划分词类的标准同样是从意义出发。他的《中国现代语法》提到“汉语里，词的分类，差不多完全只能凭着意义来分，就意义上说，词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实词，它们的意义是很实在的，它们所指的是实物、数目、形态、动作等等；第二类是虚词，它们的意义是很空灵的，独立的时候它们几乎没有意义可言，然而它们在句子里却有语法上的意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王力的意义标准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内容：对实词是概念上的意义，对虚词则是语法上的意义。较之其它单纯的以词汇意义为标准的划分，王力（1994：p156）已意识到了语法意义对词类划分的影响。真正在词类划分标准上提出不同观点的是高名凯，他在《汉语语法论》中提到“词类是词的语法分类，划分词类是拿意义（而且是语法意义，不是词汇意义）、句法功能和词的形态三位一体的标准来规定的，其中又以词的形态为主。”突破以意义为唯一标准的陈规，这是高名凯的一大创见，它大大促进了汉语词类问题研究的深入。吕叔湘、王力、高名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