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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 中国文明与文化 自然探索 钱穆 中国文明与文化 自然探索.txt喜欢我这是革命需要，知道不？！　　你不会叠衣服一边呆着去！以后我来叠！　　我一定要给你幸福，谁也别想拦着。　　钱穆论中国文明与文化　　 近百年的中国有没有思想家产生呢？当然是有的，首先钱穆就是一位。 　　所谓思想家，其职责无非就是对历史的解释与对未来的指引。这种工作理论上人人都能做，但思想家与众不同的是，他的解释与指引最少时代的局限，最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比如评价人类的文明与文化，许多近现代的学者文人开口就错，而钱穆的论述却是高屋建瓴，历久弥新，这不禁令人奇怪同一时代的思想者，其贤愚高下何以会如此悬殊。 　　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著于1941年）一书的《弁言》中提到“文明”与“文化”的区别，称“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然后说—— 　　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穷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人类文化，由源头处看，大别不外三型。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商业文化。游牧文化发源在高寒的草原地带，农耕文化发源在河流灌溉的平原，商业文化发源在滨海地带以及近海之岛屿。三种自然环境，决定了三种生活方式，三种生活方式，形成了三种文化型。此三型文化，又可分为两类，游牧商业文化为一类，农耕文化为又一类。 　　游牧、商业起于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此而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并必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而为静定的，保守的。草原与滨海地带，其所凭以为资生之地者不仅感其不足，抑且深苦其内部之有阻害，于是而遂有强烈之“战胜与克服欲”。其所凭以为战胜与克服之资者，亦不能单恃其自身，于是而有深刻之“工具感”。草原民族之最先工具为马，海滨民族之最先工具为船。非此即无以克服其外面之自然而获生存。故草原海滨民族其对外自先即具敌意，而其对自然亦然。此种民族，其内心深处，无论其为世界观或人生观，皆有一种强烈之“对立感”。其对自然则为“天”“人”对立，对人类则为“敌”“我”对立，因此而形成其哲学心理上之必然理论则为“内”“外”对立。于是而“尚自由”，“争独立”，此乃与其战胜克服之要求相呼应。故此种文化之特性常见为“征伐的”、“侵略的”。农业生活所依赖，曰气候，曰雨泽，曰土壤，此三者，皆非由人类自力安排，而若冥冥中已有为之布置妥帖而惟待人类之信任与忍耐以为顺应，乃无所用其战胜与克服。故农耕文化之最内感曰“天人相应”、“物我一体”，曰“顺”曰“和”。其自勉则曰“安分”而“守己”。故此种文化之特征常见为“和平的”。 　　游牧、商业民族向外争取，随其流动的战胜克服之生事而俱来者曰“空间扩展”，曰“无限向前”。农耕民族与其耕地相连系，胶著而不能移，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祖宗子孙世代坟墓安于斯。故彼之心中不求空间之扩张，惟望时间之绵延。绝不想人生有无限向前之一境，而认为当体具足，循环不已。其所想像而祈求者，则曰“天长地久，福禄永终”。 　　游牧、商业民族，又常具有鲜明之“财富观”。牛羊孳乳，常以等比级数增加。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如是则刺激逐步增强。故财富有二特征，一则愈多愈易多，二则愈多愈不足。长袖善舞，多财善贾，商业民族之财富观则更益增强。财富转为珠宝，可以深藏。以数字计，则转成符号。由物质的转成精神的，因此其企业心理更为积极。农人则惟重生产。生产有定期，有定量，一亩之地年收有定额，则少新鲜刺激。又且生生不已，源源不绝，则不愿多藏。抑且粟米布帛，亦不能多藏。彼之生业常感满足而不富有。合此两点，故游牧、商业文化，常为富强的，而农业文化则为安足的。然富者不足，强者不安，而安足者又不富强。以不富强遇不安足，则虽安足亦不安足，于是人类文化乃得永远动荡而前进。 　　文化必有刺激，犹如人身必赖滋养。人身非滋养则不能生长，文化非剌激则不能持续而发展。文化之刺激，又各就其个性而异。向前动进的文化，必以向前动进为刺激。战胜克服的文化，必以战胜克服为刺激。富强的文化，必以富强为刺激。然动进复动进，克服复克服，富强益富强，刺激益刺激，而又以一种等比级数的加速为进行，如是则易达一极限。动进之极限，即为此种文化发展之顶点。古代游牧民族，其兴骤，其崩速。近代之商业文化，虽其貌相若与古代之游牧文化大异，而内里精神实出一致，因此此种文化常感摇兀而不安。 　　“安、足、静、定”者之大敌，即为“富、强、动、进”。古代农耕民族之大敌，常为游牧民族。近代农耕民族之大敌，则为商业民族。然人类生活终当以农业为主，人类文化亦终必以和平为本。故古代人类真诚的文化产生，即在河流灌溉之农耕区域。而将来文化大趋，亦仍必以各自给足的和平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