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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全球史 理解全球史 夏继果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什么是全球史？为什么要劳神费力地开展全球史研究？如何开展全球史研究？对于这些问题，国内史学界远没有形成明确的认识。笔者两年来一直在翻译、校对、主编《全球史读本》[1]，同时也从事全球史专业研究生的教育。主要依据编入《全球史读本》的文章的内容，也根据自己科研与教学的感悟，笔者针对上述问题展开讨论，并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 一 　　如何界定全球史？已存在一个世界史学科，何以又生出一个全球史学科呢？这是困扰国内学者——不仅是历史学从业者——多年的问题。其实国内学者近年来对于这些问题已经给出了较为明确的解答。刘新成在《新全球史》中文版序言中指出，全球史也称“新世界史”（new world history），20世纪下半叶兴起于美国，起初只是在历史教育改革中出现的一门从新角度讲述世界史的课程，以后演变为一种编撰世界通史的方法论，近年来也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史学流派，其影响也越出美国，走向世界[2]。刘新成教授还指出，全球史研究的含义就是“大范围的互动研究”，全球史观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其核心理念“互动”，即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群通过接触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领域实现的互动[3]。梁占军撰文指出，“全球史”与“世界史”在考察对象、考察视角、研究方法、治史理念方面表现出诸多不同，“可以界定为历史学门类下一个正在形成的新的学科分支”[4]。与这种观点相类似，刘文明在《什么是全球史》的译后记中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指出，新兴的全球史（global history）是以往世界史(world history)和普世史（universal history）的延续、综合与发展[5]。 　　关于全球史与世界史的区别，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杰里·本特利在接受《中国图书商报》记者采访时借用莎士比亚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名句予以回答：“‘无论你用哪种名称称呼玫瑰，她总是会散发着迷人的芬芳’，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我们给它的称呼，而是花本身和它的性质，世界历史和全球历史也是如此，对英语世界中的大多数历史学家而言，在世界史和全球史之间也并无区别，从我个人而言，这两个词我经常互用，无论你使用哪个术语，其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将宏观历史过程进行明晰的聚焦。”[6]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刻意用“全球史”一词呢？这就与中国国情有关了。如果说在欧美世界“全球史”与“世界史”区别不大，与中国既已存在的“世界史”就差别甚大了。中国传统史学虽有“天下观”，却无“世界”概念。“天下”从理论上是没有疆域边界的，但实际上却与“天朝上国”即“大一统”时期中央政权实际控制的政治疆域和影响范围相应。历史编纂学中所涵盖的空间范围也以“天朝上国”为核心，仅将有较密切政治经济交往的民族和藩国纳入其中，且都置诸“戎狄蛮夷”之列。至于其他辽远之地，则一律摒诸“蛮荒”，不屑于一顾了。中国人同域外更大范围的文化交往交流可以追溯到很早，对西方文化的主动吸纳学习也早在明末清初就出现过一次高潮，但真正意识到在“天朝上国”之外不仅尚有值得一顾的其他族群与国度，而且其富强文明程度远胜中国，则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当闭锁的国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之后，惊疑、困惑、痛苦的中国人开始了了解那些打败他们的对手的艰难过程。“世界”和“世界史”的概念就是在这一过程产生的。从满足中国人了解对手和他者的需要来说，“世界史”的性格注定从一开始就是向外倾斜的。更关键的是，由于对西方文化的歆慕服膺和对变贫弱为富强的急切渴望，不仅“天朝上国”的优越心态荡然无存，而且国族文化也似乎不屑于一提。这就使得“世界史”不仅仅是向外倾斜，而且逐渐演变成唯外是求、唯外是依，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价值观念和方法取向上都和国土一样，沦为半殖民地。可以说，中国现代“世界”和“世界史”观念体系的建构过程，不仅是“华夏中心”体系崩溃和“天朝上国”心态失落的过程，也是自我主体消融迷失于“他者”之中并逐渐“他者化”的过程。这样一来，中国的“世界史”从一开始就把中国史排除在外，一切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历史都可以叫“世界史”，也就是说，在中国的历史学科分类中，“世界史”等同于“外国史”[7]。20世纪80年代以来，尽管以吴于廑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史学家倡导构建可以与西方接轨的“世界史”，重视历史发展的横向联系，但吴先生也承认这是一项“方在开端”的工作。二十年多来这一工作举步维艰，进展缓慢。 　　至此，在总结前述各种观点的基础上，笔者该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了。中文中的“全球史”有两方面的含义。首先，它是一种历史发展的进程——人类在顺应自然、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过程中，在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人与群体的互动中生存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其次，它是一个新的学科分支。既然“世界史”作为外国史在中国史学界已经约定俗成，我们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