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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节市苗族刑事习惯法概况简析 　　摘 要：通过田野调查，了解毕节市苗族刑事习惯法的现状，并根据调查的结果，从刑罚视角进行整理分析，得出毕节市苗族刑事习惯法的现状、刑罚的种类及苗族刑事习惯法的特征，从而对本地区苗族刑事习惯法的研究提供一些粗浅的借鉴。 　　关键词：毕节市；苗族；习惯法；苗族习俗 　　中图分类号：D9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4-0104-03 　　“习惯法”的概念，最早是由西方学界提出的，但各专家学者对习惯法的界定并没有统一的认识。在20世纪50年代进行的民族大调查中，我国开始提出并使用“习惯法”这一概念。可直到现在，对于“习惯法”的定义在我国同样没有统一的认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基本上是采用了梁治平先生的观点，即“习惯法是这样一种规范，他是乡民在长期的生活劳作的过程中形成的用来分配规范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解决利益冲突，及规范乡民行为的规范体系”[1]。习惯法的存在并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事实是不容置疑的，虽然在理论上用这样的标准来否定习惯法的运用是行得通的，但这样在现实生活中习惯法所要表达的现实意义却容易因此被忽视，也即是在国家制定法之外，还存在某些不是法律，但却起到法的作用的规范。实际上，不管理论界对习惯法实质上的存在与否有多大的争议和分歧，其存在并发挥作用的事实并不会因专家学者的理性思辨或理论的批判建构而发生改变。 　　一、毕节市苗族习惯法的状况 　　在苗族社会里，其几乎所有的行为都可以用习惯法的内容进行规范和调整，涵盖的面非常的广，范围十分的广阔，涉及和调整方方面面的社会关系。比如婚姻家庭、社会治安、人际交往、经济等方面的习俗和惯例。直到现今苗族的习惯法仍然保持着原始的民主。在苗族社会中，每个村寨都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团体或个人的争执和纠纷，这些纠纷需要有人来调解，这个人就是按照本民族的习俗以民主的形式选举出来的。其次，苗族社会长期以来存在的神判的方式也体现了习惯法的民主性。在用神判的方式处理纠纷解决争议时，不管其结果是否具有合理性，但就其程序而言，对于接受神判的双方，完全的排除人为的干扰，不会受到人为的偏袒，没有年龄或身份之别，没有社会地位的高低、财富的多寡，当事人在审判面前是绝对平等的。再次，苗族习惯法的调解涉及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刑事也有民事，具有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特点。另外，苗族习惯法还注重调解。苗族对涉及犯罪的处理其主要是指苗族人民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对诸如盗窃、强奸、拐卖人口等刑事违法犯罪行为的约定俗成的处理方式。到今天为止，苗族习惯法形式意义上的刑事制度大多已不复存在，或者说已经大部被国家法融合，但是，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国家法律在当地得不到预设的效果，而苗族刑事习惯法由原来的当然适用转入地下，在部分苗族村寨依然沿用刑事习俗处理内部的刑事事务。 　　笔者在大方县猫场镇的菠萝噶村调查时，80多岁的彭伟清老人介绍，他们苗家到现在居住的地方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对于绝大部分刑事案件，现在都知道报派出所处理，但有部分还是沿用本民族传统的方法处理。比如说：（1）小偷小摸，或偷割别人的庄稼被发现者，除批评外，还罚一两斤酒作“请酒服理”；（2）关于抢劫：对抢劫者处以吊打后，抢劫者还须请全村的人吃饭一天；（3）故意伤害的。无故殴打他人致使他人受伤的，由先打人的一方请酒赔礼并承担医药费。由此可见，随着国家法的普及，国家法律取代习惯法在解决刑事纠纷部分起到主导作用似乎是法制社会的必然要求。但是，也不能否认习惯法作为一种土生土长的规则体系，在满足少数民族特殊性需求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而国家机关在行使司法权力时，针对苗族群众的部分违法犯罪行为，也在有意无意中尊重习惯法的适用，慎重对待习惯法，而不是一味的强调国家法的适用。2011年10月11日，笔者在猫场镇派出所座谈时，该所的魏生举所长处理了一宗涉及苗族的伤害案，案情是这样的，2011年10月10日，红麻喔的苗族青年彭维才因与邻居彭维云产生纠纷，用杀猪刀将正在砌围墙的彭维云左手杀伤，手筋被割断，导致左手功能丧失，案件发生后，彭维云到派出所报案，派出所将彭维才拘捕，后族长亲自到派出所要求派出所放人，理由是该起伤害案系族内纠纷，他们会自行解决，后在族长彭维清的主持下，彭维云赔偿受害人32000元的医疗费，并赔礼道歉，请族宗吃饭。派出所基于该起案件的特殊性，也未与深究，而是不予立案。据魏所长介绍，这类案件较多，一个处理不慎，可能会导致群体事件的发生。反之，由其自行解决则相安无事，如果其实在无法处理，公安机关再依法处理，这样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而在对国家司法的影响上，苗族刑事习惯法也对国家司法施加或明或暗的影响；2010年在纳雍县姑开苗族彝族乡的熊xx，因其在当村长期间，政府征用土地，其便将集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