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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区利益自我协商机制的形成 　　【摘要】就社区范围内的利益冲突而言，人民内部矛盾属性决定了不同利益主体自我协商的可能性，社区环境的相对封闭性和稳定性决定了利益自我协商的有效性。从治理理论出发，在中国特色社区利益自我协商机制形成过程中，党和政府应承担“元治理”角色，从营造协商氛围，培育协商主体，搭建协商平台，政策积极引导等方面促进建立有效的中国特色社区利益自我协商机制。 　　【关键词】治理 社区利益 自我协商机制 　　【中图分类号】C92 【文献标识码】A 　　我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社会成员逐步从“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社区逐步成为最基本的社会单元。这里的社区含义是城市政府按照地域面积和提供公共服务的目标加以划定的城区管理单位（甚至可以把社区比喻为最小的城市行政区划）。①习近平明确指出：“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②这是因为社区所承载的功能不断增多，社区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利益结构复杂化，而社区利益冲突也日益凸显。妥善处理社区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就成为党和政府当前的突出工作之一。根据社区利益冲突的特点，在党和政府指导下不同利益主体采取协商的方式解决是最为有效的方式，这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之一。其理论依据是兴起于1980年代的“治理理论”，其基本理论假设为：面对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失灵，社区组织、志愿者团体等第三部门的崛起，要想有效处理各种社会问题，必须政府、市场以及第三部门通力合作，持续协商才能完成。三者虽然都是治理的主体，但地位却是不一样的，其中政府应处于指导地位，承担起“元治理”的角色，然而其主要功能并不是安排一切，而是“担当制度设计、提出远景设想的任务， 从而促进不同领域的自组织”。③就社区范围内的利益冲突而言，党和政府理应承担“元治理”角色，从营造协商氛围，培育协商主体，搭建协商平台，政策积极引导等方面建立有效的中国特色社区利益自我协商机制。 　　在社区范围内，利益冲突的非对抗性决定了利益协商的可能性 　　随着以业主、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乃至居民委员会等身份出现的不同的利益主体在社区范围内开始形成，各类利益主体权利意识普遍觉醒，人口流动性不断增强，社区内居民的身份、职业乃至观念等差异性也越来越大，而在一定时空之内，社区资源具有稀缺性的特点。这众多因素造成在社区范围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 　　一般而言，矛盾的性质决定了解决矛盾的方式，矛盾的性质一般分为两种：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显而易见，就社区范围内的利益冲突来说，大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当前，社区范围内利益冲突的主体主要有：业主、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开发商以及社区内各类自组织等；冲突的内容主要是围绕社区公共资源展开，具体表现为：车位之争、物业费收缴纠纷、房屋质量纠纷、违建之争、公共维修基金使用之争等，其实质是围绕公共资源展开的个人利益维护，具有一定的破坏性和非法性特点，但其目标诉求主要在经济等具体层面，无颠覆国家政权的指向，从根本上不具有对抗性，其矛盾性质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既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就可以通过不同利益主体间的谈判、妥协等理性方式加以调和，使整个社会在保持基本面稳定的同时，充满活力。但如果处理不好，也会使矛盾不断激化，引发群体性事件，最终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 　　社区环境的相对封闭性和稳定性决定了利益协商的有效性 　　一般而言，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纠纷可以采用司法判决、行政裁决、社会仲裁以及自我协商等方式解决。但就社区范围内的矛盾纠纷来说，采用自我协商的方式同其他方式比较而言，无疑是最为有效的方式。这是因为虽然现代社会是一个越来越开放并充满变化的社会，但对社区内的各利益主体而言，社区环境则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和稳定性。正如滕尼斯曾指出：“地缘共同体直接表现为居住在一起，而地缘共同体又发展为精神共同体，作为在相同的方向上和意义上的纯粹的相互作用和支配。地缘共同体可以被理解为动物的生活的相互关系，犹如精神共同体可以被理解为心灵的生活的相互关系一样。”④这两者决定了社区内各利益主体之间相互的熟悉性，这种熟悉性使社区内各利益主体的沟通具有及时、低成本以及可持续性的特点，进而决定了利益协商的有效性。这种有效性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利益协商的及时性。这是指当利益冲突产生时，甚至是处于酝酿时，利益矛盾双方就可以展开利益协商。一般说来，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都有一个酝酿、产生、发展乃至激化的过程。社区范围内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自然也不例外，由于社区内各利益主体相互的熟悉性，这决定了当利益冲突处于酝酿时期，利益主体相互之间已经有了感觉，此时就可以及时进行利益协商，进而把利益冲突化解于萌芽状态。 　　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