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最后一程，何时不再艰难？.docVIP

人生最后一程，何时不再艰难？ 　　“肿瘤不相信眼泪，不相信亲情，不相信决心，不相信实力。” 　　这是一位中国医生的感慨。很多亲人罹患癌症的中国家庭，基本都要经历一场身心俱痛的浩劫，甚至是在人财两空之后，才能明白这句话在残酷背后的真实。 　　现代社会，人们沉浸在生命的愉悦与计算当中，渐渐成为死亡的陌路人。日本心理学家河合隼雄说，我们所做的一切，似乎就是为了逃避和淡忘死亡，哪怕是在讲给孩子们的童话中。但是当癌症不期而至，一个个家庭在惶恐中悲痛应战。他们这才发现，死亡往往不是一个瞬间，而是一段缓慢艰苦的过程。 　　让人吃惊的是，中国的很多癌症终末期患者，最终是在急诊室的抢救中匆忙离世。在任何文化里，这都不是一种值得称赞的死亡方式。“宁愿死在三级医院的走廊，不愿死在其他医院的病房。”这其中既有人们对于医疗资源差异的不放心，也有临终者面临的深深无奈。尤其是癌症的临终者，对于三级医院来说已经失去了治疗价值，可是他们在这个庞大的社会里，又几乎找不到一个愿意接纳自己的，既能提供所需医疗服务，又能具有情感关怀，并且价格还算公道的场所。 　　在多种文化的民间传统里，面对死亡都是一种微妙难言的情感。临终之人对自己生命、财富和所爱之人难以割舍。但是，他的抱憾之情始终不会超出一定分寸。留恋生命与坦然上路联系在一起，与对死亡的习以为常联系在一起，死亡犹如近身常客。现代社会发达的物质文明，逐渐隔绝了人们与自然之间的距离。被迫面临的病痛与死亡，突然将人的生物属性打回原形。 在北京西城区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病房里，除了为病人提供止痛、营养支持等基本治疗外，医护人员还帮病人清洁身体、通过聊天进行情绪安抚 　　而我们这才发现，以一个个癌症患者家庭的悲痛为代价，我们从大众心理到社会机制，都还没有为人生的最后一程，做好准备。 “只要一天24小时，有一两分钟不痛，他就会觉得舒服极了” 　　詹涓知道爸爸患有癌症的时候，离她临盆只有10天。 　　在打开家门的一瞬间，远道而来的消瘦病弱的爸爸，再也没法向怀孕的女儿隐瞒实情。之前父母只是告诉女儿，爸爸得的是肺结核，在南京一家部队医院接受治疗。难以接受噩耗的詹涓，四处打听如何在北京给爸爸挂上三甲医院的专家号。在临盆的前三天，快过春节了，看病的人稍微少了些，她终于通过一家网站求得了某个著名公立医院的专家号。“我至今还记得，我把爸爸的一张张看病资料，摊在大肚子上拍照的情形。”她对我说。 　　一直到父亲去世将近两年后，詹涓才终于有了勇气，写下了她父亲最后一段人生路：“我的爸爸，笑声爽朗，身体健壮，与人为善，从不吸烟。2009年9月2日，他在常规体检中发现肺部占位，随后确诊得的是肺癌，经过两次开胸手术、9次化疗、20次全脑放疗，他在2011年的2月10日去世。去世的第二天，是他喜欢的外孙女、我的女儿1岁生日。” 　　让詹涓难以释怀的是，自从知道爸爸得病后，她们一家就发现走在了一条充满歧路的小道上。每走一步都要面临艰难的选择：该不该手术？该不该化疗？该不该看中医？？？而到了最后，则是该不该现在就放弃？该不该赶紧回老家？该不该送入临终关怀医院？“这条路越走越窄，直至无路可走，虽然深知自己已经尽了全力，但仍然满心愧疚。” 　　2016年4月29日，在美国短期派驻的詹涓刷微博时，发现记者同行孔璞正在关注一名叫魏则西的年轻人的死亡。詹涓作为记者的敏感，以及曾经身为癌症家属难以摆脱的心理感受，使她迅速展开了调查。“一个22岁的年轻人的死亡，本身就是令人痛心的事情。尤其在知乎上，他用自己的经历回答‘人性最大的恶是什么’。本来，临终的人会是平静的、与疾病握手言和的态度。我经历过父亲和朋友患癌离世的事，我知道肿瘤患者会在治疗期间遇到多少无奈和抉择。”她在电话里告诉我说。 　　在父亲患癌去世后，詹涓开始了对医疗行业的关注。她也一直关注民营医院，尤其是莆田系和百度竞价方面的内容。詹涓还经历了一位同龄朋友因癌症去世的事情，这个朋友去世前接受过和魏则西一样的生物免疫疗法。“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借钱做了两个疗程的生物免疫治疗，却在两个疗程做完后，高烧一周而去世。当时我就对这种治疗充满怀疑，我搜了不少文献，但是并没有得到生物免疫疗法任何可靠的证明。” 　　詹涓说：“武警二院的医生给出了魏则西活20年的承诺。魏则西的病情很不乐观，积极治疗之后病情进展还是很凶猛，后来他在各地正规医院得到的是保守治疗。他是一个求生欲望强烈的年轻人，20年，太戳中他们的心理了。”她开始查武警二院的网页，查各种各样的ICP备案，很快就查到了“莆田系”的身影。她联系到斯坦福大学，查明斯坦福并没有与中国内地医院开展任何生物免疫疗法方面的合作。关于癌症疗法，她也咨询了几位肿瘤医生。 　　2016年5月1日早上6点多钟，詹涓将《一个死在百度和部队医院之手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