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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解放政治走向生活政治 　　[摘 要] 　　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作为解释范畴与分析框架，有助于认识中国发展中政治的面貌、轨迹与走势。中国解放政治主要呈现为革命政治与增长政治两种形式。增长政治的发展孕育了生活政治的因素，推动生活政治兴起。随着社会变迁，增长政治的结构功能越来越难以适应生活政治发展的需求，两者之间的不适应、不兼容、不协调造成了诸多治理难题。这在增长政治框架中是无法解释，也无法解决的。要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立场、发展民主法治体系、优化政策过程体系，以提高民众生活质量和增加生活选择机会为主旨，推动解放政治（增长政治）逐步走向生活政治。 　　[关键词] 　　解放政治；生活政治；增长政治；政策体系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6 　　一 、 引 论 　　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是英国学者吉登斯等在全球化背景下，在深刻反思晚期现代性问题基础上，就早发现代化国家政治变迁提出的分析概念。在吉登斯看来，近现代以来的政治，无论是自由主义、激进主义还是保守主义，在根本上都归属解放政治。启蒙运动之后的现代化发展与现代性积累，虽然不同程度地解放了人类，但它所带来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尤其是科学技术异化、大众文化模式化等，使人们生活的确定性和预期性降低，焦虑感和无力感增加，生活选择的自主性丧失，加之全球化发展，人类已处于风险时代，生活在“被围困的社会”，陷入了“失控的世界”。于是，反思和批判现代性、“回归生活世界”就成为时代的声音。那方向是什么呢？吉登斯指出：“今天，政治取向调整的总方向是，应对我们所讨论的社会生活环境的变动。这就是从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的转变。”[1]（P115）何谓生活政治？吉登斯说：“解放政治是一种生活机遇的政治，而生活政治便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政治。”“生活政治关涉的是来自于后传统背景下，在自我实现过程中所引发的政治问题，在那里全球化的影响深深地侵入到自我的反思性投射中，反过来自我实现的过程又会影响到全球化的策略。” [2]（P251，252）20世纪60年代欧美国家发生的诸多社会运动，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对现代性官僚体制的一种挑战，是“生活政治的先驱”。 　　事实上，政治应该是生活的，生活也是政治的。亚里士多德就说“城邦的目的是优良的生活”[3]（P90），而追求更好的生活正是政治建设恒久的主题。如果说这里的“生活”，在传统社会更多是共同体的，那么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它又是社会个体的。“政治从本意上讲不是国家的政治、政府的政治，更不是官员的政治，而是公众之事。公众之事的核心是生活，因此，政治形态的源头和依归就是生活政治，就是以提高民众生活品质和增加民众生活选择机会为重心的政治。”[4]比较而言，解放政治的着眼点、切入点更多是政治的制度领域、宏观层面，是一种“宏大叙事”。相反，生活政治的聚焦点、落脚点则更多是社会生活的个体，或是“小政治”、微观政治，它回答的主要是在后传统秩序与全球化条件下，人们如何选择生活方式、过上更好生活的问题。这是生活政治的要义。 　　中国政治生活变迁所呈现的特征、轨迹及趋势，是多年来国内外学术研究关注的重要话题，并形成了不同的分析概念与理论范畴。比如，有研究通过与中国改革开放前，或与西方国家政治体制比较，对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政治的特征进行总结，提出了新权威主义、权威多元主义、韧性威权主义、后全能主义等。也有研究通过现象学观察，或是分析发展取向与政策变化，对中国政治发展走向进行描述，提出了公民政治、民生政治、公共政治、政党国家等。这些理论概括对于从总体上认识中国发展中政治的面貌、进程与走势，都是有借鉴意义的，并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学术研究的发展。但是，这些研究大都属于“正统”政治，其切入点和关注点是政治制度、政府权能、政党体制、权力秩序等。就认识中国超大国家的治理现代化与政治发展而言，这很难说是充分的、全面的、准确的。那么，就有必要引入或运用新的解释范畴和分析框架，从更多维度认识变动社会中政治生活的结构特质和发展趋向。 　　如果说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这样的解释范畴是“西方式”的，是基于西方国家的发展背景、政治逻辑提出的，那么抛开意识形态的“外衣”，从学术资源的角度看，它具有更宽泛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中国社会正处于时空压缩式转型过程中，经历着传统、现代与后现代的共时态发展，所积累的问题和遭遇的困境，如生态环境、生活焦虑、身份认同、公平正义等，与人们过上更好生活密切相关，且大多是在解放政治框架下无法解释，也不能解决的。因此，需要适应社会变迁，树立生活政治理念，并以此配置政治资源、组织政治过程、调适政治功能，推动生活政治的发展。这应该是分析中国发展中政治的一个维度、一种框架。 　　二、解放政治的两个发展阶段 　　在中国人话语体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