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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并未发生逆转 　　尽管世界经济秩序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但是还没有形成新的稳定格局，多极化趋势还在发展，美国“独大”地位依然明显。因此，动荡、变革、偶尔的矛盾冲突成为当前世界经济秩序的阶段性特征。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关于世界是否已经进入后全球化时代的讨论就日嚣尘上，此后的乌克兰危机、叙利亚危机和欧洲难民危机进一步增加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数。全球化进程是否将终结现存的体系，又将如何影响国家的政策走向以及社会财富的分配，本刊专访了中央编译局“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杨雪冬。 全球化和民族国家依然是主要矛盾 　　《南风窗》： 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很多人认为后全球化时代即将到来，从过去的几年看，全球化的进程发生了哪些变化，新的世界经济秩序有哪些特征、发生了怎样的力量转移？ 　　 　　杨雪冬：如果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我们还依然处于全球化时代，并没有进入所谓的“后全球化时代”，之所以这么说，因为全球化作为一种历史进程，并没有完成其历史使命，而是在曲折中前进，在前进中升级。在这个过程中，全球化与民族国家这对全球化时代的主要矛盾并没有消解，反而有了更多更新的体现形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凸显了全球化与民族国家这对矛盾关系，但是全球进程的脚步并没有停下，反而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有三个变化尤其值得关注：首先是全球化与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紧密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相互影响、相互推进的复合进程。当然，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也是全球化的推进力量，将全球化更深刻全面地带入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在某种意义上，城市化和信息化是新世纪以来推动全球化进程最为突出的两种力量。城市化的发展将更多的人口集中在特定的地点，推动了人口的流动，而信息化又将更多集中居住的人群跨国界、洲界联系在一起，形成即时性、大容量的信息流动、知识流动、文化流动。因此出现了更多的超大规模的“全球城市”，更多样的依托网络、脱离民族国家属地的交往空间、认同性群体。 　　其次，全球化更为深刻全面地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如果说全球化在上个世纪末期属于学术讨论的热点，体现潮流的标志，那么现在的全球化已经成为人们认识和思考问题的坐标，交往活动的一般形式。互联网对于信息的传播、商品的全球流动、普通人的跨国交流等使人类真正地住进了“地球村”，以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威胁等为代表的全球风险使人们有了切身的“唇齿相依”感。各种国际话题、国际关注进入普通人的言谈之中，而地方性问题也会受到国际关注，成为全球性话题。 　　第三个变化是，随着全球化向多层次、多领域的扩展，全球化进程也在改变着“西方中心”的局面，向多种力量共同参与和推动转变。全球化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历史进程，但是长期由西方主导，因此全球化也被一些人称为“西方化”、“美国化”，甚至“麦当劳化”，以强调西方国家、社会乃至企业拥有的决定性地位。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体，尤其是非西方社会主体被卷入全球化进程之中，并且不断强大起来，“西方中心”的局面正在发生深刻的改变，全球化呈现出更强的多元性。 　　尽管世界经济秩序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但是还没有形成新的稳定格局，多极化趋势还在发展，美国“独大”地位依然明显。因此，动荡、变革、偶尔的矛盾冲突成为当前世界经济秩序的阶段性特征。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是多极格局的结构在发生调整。 　　《南风窗》：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也想以更大的力度来推动全球化，比如美国在2010年开始不仅开始推动重返亚太的战略，也开始推动代表下一代自由贸易协定的TPP和TTIP。但是我们也看到，欧洲陷入了难民危机，一些国家重新实行边境控制，对欧盟一直主张的人员自由流动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恐怖主义袭击使得人员自由流动的原则也遭到撼动。欧洲的危机对全球化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一旦欧洲开始出现全球化逆转的趋势，必将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极大的冲击吗？ 　　杨雪冬：我曾经在一篇评论性文章中提出，全球化并没有发生逆转，而是进入了“平台期”，因为以资本在全球扩张为拉动力的高歌猛进的全球化在国内以及全球层面都引发了深刻的社会政治问题，出现了全球性的治理危机。治理危机不仅存在于制度基础设施软弱的发展中国家，也发生在被认为制度完备性高、治理经验丰富的发达国家，其中欧盟成为治理危机的典型。欧盟作为区域一体化的代表，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引领着区域一体化的方向，不仅成员国不断增多，而且一体化的范围在逐步扩大，水平不断提升。欧盟成员国将经济领域的许多主权内容转移到欧盟，但是社会政治领域的一体化治理还主要局限在各成员国的主权管辖下。因此经济一体化与社会一体化、政治一体化存在严重的不匹配、不衔接，当双方差距过大时，就必然会产生治理危机。 　　欧洲危机恰恰就是从那些不同领域治理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