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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修复，需长期面对的癌症治理 中科院地理所环境修复中心主任陈同斌 　　江苏常州外国语学校由于紧邻毒地导致的污染事件，在过去十几天里，让国人再次意识到土壤污染的严重性。其实，自2004年北京宋家庄地铁站中毒事件以来，“毒地”事件并不鲜见。在城市化进程中，此类由废旧化工厂搬迁再利用带来的“棕地”问题，由于所处地段的特殊性，经媒体曝光受到广泛关注。事实上，耕地污染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在2014年4月17日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中，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耕地点位超标率为19.4%。 　　危机面前，国内污染土壤的修复经历了哪些阶段？目前在土壤修复的技术、工程乃至立法层面，存在着怎样的问题与选择？江苏常州的毒地治理又将何去何从？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中科院地理所环境修复中心主任、863计划土壤修复领域首席专家陈同斌。 从“不承认”到“捂不住” 　　三联生活周刊：国内的土壤修复行业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陈同斌：开始，大家都不承认土地污染问题。我们面临的问题是，首先要证明在真实条件下，土壤中存在重金属污染;第二，受影响土地的面积要足够大，才会引起大家关注。因为过去的研究，都是往土壤里添加化学试剂进行模拟，在一个虚拟环境中，观察研究作物的中毒情况。不同于水污染与大气污染，土壤污染非常隐蔽，有累积效应，最初，单是证明土壤污染的存在便非常困难。 　　90年代，我们为在山东潍坊拍摄一张土壤污染的照片，花了几千元。必须让人从照片上直观地看出土壤污染，比如某个地方的作物长得矮甚至长不起来，仅此还不能断定原因，还得仔细分析相关土壤数据，找到污染物超标与作物生长的关联性。后来，我们承接了一个北京市的重大课题：“北京市土壤及蔬菜重金属污染及健康风险分析”。当时的调查结果是，北京市本地生产与外地运来的蔬菜都有一定程度的重金属污染。后来我们又自费去湖南郴州、甘肃金州、广西西江流域的许多城市或地区开展大规模土壤污染调查，发现问题确实比较严重。但是，当时无论是农业还是环保等主管部门，对此并不认可，认为不是主要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你们的研究结果如何一点点影响到政府，全社会何时开始意识到土壤污染的严重性？ 　　陈同斌：自2004年起，通过一系列新闻事件，人们开始关注起土壤污染问题。包括我们的调查报告，再到2014年发布的经过8年调查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证明土壤污染问题确实非常严重，捂也捂不住了。但是要形成某种管理上的集体性决策与共识，还需要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数据。 　　由于力量有限，我们在开始进行土壤污染调查时，不可能全国各地到处跑，像记者一样也是跟着新闻跑。在调查过程中，我也在想：“不能光像大夫一样发现病症，后续怎么办？必须有一种办法治好污染。所以很自然地进入土壤修复领域。” 植物修复：耕地污染治理的方向 　　三联生活周刊：在不同土地类型中，你认为哪类污染土壤的问题最为严重，最值得关注？针对不同地块的不同污染类型，有哪些适用的技术解决方案？ 　　陈同斌：我国的污染土地主要有三大块：耕地，城市工商用地，非城市化矿区。其中，耕地污染与城市工商业用地污染受到最多关注，并不是说后者比前者更严重，而是因为后者更易引起关注，形成公共事件。从污染物来说，大致分为不可降解的重金属污染与可降解的有机污染物等。 　　与别国国情不同，西方有上百年的农药使用史，因而存在着严重的有机物污染;中国尽管有机物污染也很严重，但更严重的污染来自于工业化积累中的大量开矿，重金属污染比西方要严重得多。由于中国土地国有，缺乏私产保护意识，耕地污染严重，而在耕地污染修复中，主要问题为重金属污染。我们当时在土壤修复上的努力方向，主要针对耕地。由于量大地广，耕地修复技术本来有限，用什么方法好一点？我们最终决定选定植物修复法，利用特殊的植物（超富集植物）从土壤中吸收和萃取重金属。 　　1997年，我们在国际上找到第一种砷的超富集植物――蜈蚣草，其体内砷含量是普通植物的10万～20万倍。利用它，可以把土壤中的砷蓄积到植物中，将它们收割后，污染也被带走。之后，在科技部863计划的连续支持下，蜈蚣草的人工种植与修复技术已形成产业。 　　目前，对于耕地修复而言，大家普遍比较认同植物修复法。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科学》杂志还把植物修复列入未来全球科技十大趋势。国外做了一段时间，也找到一些类似植物，比如镍的富集植物，但镍污染并不严重，一些公司转而发展植物采矿。 　　场地修复中，除了微生物降解法，还有固化稳定法、淋洗法等物理、化学的办法。目前国内的场地修复，基本没有很成熟的工程技术与设备，用得比较多的还是物理方法，异位修复。理由只有一个，快。我在重庆经历过一个案例，参加了两轮方案评审，由于需要进一步的数据支撑，迟迟没法下结论。开发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