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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地区环境议题中的互联网动员情况研究 　　摘要 国内大部分对环境传播进行的研究研究多以中国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的环境议题作为研究对象，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关注却不多，且研究大都缺少实地调研经验和一手资料。本文把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的环境传播作为研究案例，分析研究了在洱海治理这一环境议题之中媒介动员的实际情况。发现该地区对洱海保护有广泛的制度性支持，但是同时却因为强有力的制度性支持降低了群体的参与度。研究同时发现，在少数民族地区集体认同感欠缺。在环保动员之中，互联网起到了重大作用，但是少数民族地区数字鸿沟的存在和社会群体类型多样的原因，互联网动员的持续性受到影响。 　　关键词 少数民族地区；洱海保护；共意性运动；社会动员；互联网 　　中图分类号G209 文献标识码A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较早对社会运动中的大众媒介进行研究的是西方学者托德?吉特林，他对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左派运动进行了研究，并力图厘清混迹于当时社会各种力量消长态势与媒体多变的报道基调之中的潜在关系。甘姆森则强调了大众媒体对于社会动员的重要性，并提出了“诠释包”理论，认为新闻不再是媒介映射的外在之物，而成了复杂建构过程的结果。 　　大众媒介在社会运动中的动员功能研究在西方已经早被关注，但是华裔学者林芬、赵鼎新却指出在中国，新闻与社会运动的关系却与西方模式大相径庭。中国媒体通常在社会运动的初期就会努力试图冲破种种阻碍对社会运动作出支援与正面报道，媒体甚至会积极介入社会运动，并以社会运动相近的形式集中报道一些社会问题以对现状作出冲击。国内学者孙玮就曾以中国环境报道为研究对象，分析研究了媒介运动标注、归因、表意的策略进行动员的效果。也有学者提出了传统媒体多“合理化”扮演理性动员的角色，新媒体则通过“建构认同”进行情感动员。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相互激荡，形塑并强化“共意”，为诉求实现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本文侧重于对互联网动员进行研究并不是否认传统媒体在动员中的功能，或是将它们二者进行割裂，而是为了能更清楚地了解互联网为少数民族地区带来的变化。 　　在中国特殊的环境之中，现有的研究还难以在中国具体的情景之下对“共意性动员”进行清楚的界定。但是因为“环保”具有“非零和型公共物品”的特点，使得它够得到大众、媒体和政府机构的广泛支持，这种特点使得环保行被归类到了温和的“共意性运动”中有了理论依据。已有研究对社会运动的类型界定并不清楚，各种定义五花八门，而媒体在不同的运动中的作用又有天壤之别。因此本位把环保运动作为对象，对互联网在共意性运动中的动员效果进行了研究。 　　本研究以大理白族自治州为重点案例，观察环境传播与社会动员的关系，是因为地区特色和环境议题的特殊性。以往的研究案例多出现于中部或是沿海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政策开放的区域，其研究结果并不能反应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案例地区的环境资源基本集中于县镇区域；其次大理已成为典型的逆城市化现象发生地，大理居民多样化。本研究分析了这些问题的存在是否成为影响媒体动员的因素。 　　以往的环境抗争事件中，运动多呈现“损害一维权”的行为模式，环境事件具有突发性，而运动也呈现出激烈、短暂的特点。但是大理洱海治理问题是一个长期的议题，并不是突发性事件，而洱海保护的宣传也由来已久，洱海治理运动特点与共意式运动的特点十分契合。考察当地的媒体动员情况能够帮助我们了解长期议题中互联网动员情况。 　　下文所有访谈资料都是在大理和丽江两个城市进行实地调研时收集的，调研的地点包括了大理双廊、大理剑川、大理古城、丽江古城。访谈对象为73个随机抽选的样本，样本覆盖当地居民、常住居民以及游客，平均每个人的访谈时间为30分钟，并进行录音，后期整理出共3万5千字访谈笔录。所用资料除了实际访谈笔录之外，还包括笔者在调研过程中对观察到的现象进行的记录以及通过调查问卷收集到的相关数据，以及通过网络、文本等方式等搜寻到的相关资料。 　　二、作为动员工具的互联网 　　环境议题能够被受众选择注意、了解并采取相关的行动，前提是议题必须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让受众认为这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洱海问题能够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不仅仅只取决于客观事件的重要程度，另一方面则在于事件的意义如何被建构出来。在特别的政治土壤中，传统总体上更加趋向于保守地进行报道，或是保持沉默。报纸、广播或是电台都根据自己的价值取向对事件进行定义，但是互联网的出现让受众变被动获取信息为主动，并且获得了能够自主“定义”议题的机会。自90年代以来，新媒体与社会运动的研究成为一个快速发展的领域。有学者对研究过程进行梳理后，归纳出了新媒体在社会动员的过程中根本改变了社会运动的政治机会结构、动员结构以及框架过程的结论。 　　（一）互联网下的政治机会结构 　　很多研究把新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