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伯格道德认知发展理论汇编.docVIP

科尔伯格道德认知发展理论 在当代心理学界，对道德发展这个概念各持不同的见解。影响较大的有两个学派，一个是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派，另一个是皮亚杰的认知心理学派。柯尔伯格可以称为皮亚杰在道德发展领域的继承人。皮亚杰的观点的影响，正是柯尔伯格的学说的思想来源。皮亚杰对儿童道德判断，曾做过不少的研究，并出版过专著《儿童的道德判断》一书(1930年法文版，1932年英文版)。他从儿童的社会认知发展的趋势，揭示了儿童道德发展的趋势。全书贯穿着一个单一的发展现，就是儿童的品德发展是从“他律”到“自律”的过程。所谓他律是指儿童的道德判断受他自身以外的价值标准所支配，而自律则是指儿童的道德判断受他自己主观的价值标准所支配。皮亚杰将品德的发展，即道德品质的发展仅仅归于道德判断这一个方面，这固然有其局限性。但是，通过道德判断力的发展来研究儿童道德品质的发展，这正是皮亚杰在这个领域研究的一个特色。根据从他律到自律的发展过程的思想，皮亚杰提出了儿童道德发展的两个阶段学说，即10岁或11岁以下的儿童以一种两难推理来进行判断，而这个年龄以上的儿童，则以不同的方式来思考。也就是说，前者往往将道德规则看成是固定的、绝对的，是由成人规定或上帝传下来的，而后者则具备了一定程度的相对论的观点，将道德规则看成是允许改变的东西。皮亚杰关于道德判断的研究实质上是发现了一个变化系列，其关键性的变化发生于10岁到11岁之间，此时，正当儿童开始进入形式运算阶段。按皮亚杰的思想，儿童的道德判断与儿童的思维发展联系密切，在大体相同的时期(10岁或11岁)，儿童的道德思维也经历了一场变动，年幼儿童的道德判断以后果为依据，而年龄较大的儿童判断则多以目的为依据但智力的发展并不是停止不前了，此时正是形式运算的开始；而皮亚杰的道德两阶段论似乎只能研究到道德规则相对变化这一深度。人们预期有关道德判断的问题在整个青年期都在继续发展。因此，柯尔伯格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他是继承皮亚杰传统研究的杰出代表。他以人的道德判断力为着服点，进行大量的实验分析，提出了超过皮亚杰原有公式为道德发展阶段论。 （2）为了进一步验证上述实验，1969年，科氏及博士生布莱特（Blatt）对一所犹太主日学校的11-12岁六年级30名学生进行了为期12周的实验，他用道德两难法诱导认知冲突，并注意揭示高一阶段的判断方法，同时采用阶段混合法，使上下阶段儿童相互作用，教师的支持在学生理解后逐步上升。结果发现，11名儿童中有9名表现出阶段递进现象，道德成熟量表得分为66，相当2/3个阶段。一年后的测验表明试验组分数稳定。 （3）1971年，科氏与班扬（Banyan ）对以色列移民集体农庄和监狱骄阳的考察和研究中发现，团体公正水平对道德发展有明显作用，遂进行多方研究，提出“教育的整体环境能影响道德的发展，机构的公正水平对儿童道德有重要作用”的观点。 这三个实验确立了学校德育不仅应该，而且是完全可能通过改革使之富有成效，并根据实验原理，先后提出了两个著名的道德模式。 （二）学校德育的两种模式 新苏格拉底德育模式 这是科氏前期主张的学校德育模式，该模式根据苏格拉底“产婆术”式教学原理实施德育而得名，其核心是在教育过程中应用各种问题和情境，激发兴趣，引发学生思考，在自动探究中提高道德水平。其原理是根据杜里尔和布莱特的实验结果设计的。 该模式认为，学校必须进行德育，而且善是可教，“凡是知善者必会选择善”，但切不可让学生背记教条，而正确的方法是使他们领会其中的原理，转变为人生准则。科氏列出这一“精神产婆术”的八大伦理观，要求教师承担起古贤的角色，指点迷津、激扬思维，成为关心善和传播公正的圣哲。这一模式的目标是通过课堂讨论，激发对两难问题的思考，促进学生道德认知力的不断发展，培养具有六阶段那样的有至高德性的人。 为了实施这一目标，科氏等人在波士顿和匹茨堡地区推行了一项斯顿计划（Stone Foundation Project），大面积在9-11年级社会科中引进道德难题讨论，实验结果表明“半数以上的教师取得了显著的布莱特效应，其班级学生的道德判断水平普遍上升1/4或1/2个阶段，而控制组却没有变化”。[7]这一实验结果，使科氏的道德课堂教学方法在美国及世界推广开来，影响很大。 但是随着德育实践的深入，人们发现，这个模式的培养目的难以达到，许多人提出质疑，尤其低年级儿童采用这种方法具有消极作用。70年代后期，科氏总结这种模式时指出，道德两难讨论法在发展学生推理能力上是有效的，且易为教师掌握，仍不失为课堂教学的好方法，但作为一种模式是难以成功的。于是，他根据多年来的研究，又正式地提出一种新的学校德育模式。 新柏拉图德育模式 在实施新苏格拉底模式不久，1973年科氏及同事到青少年监狱，教养院进行研究，特别是在以色列移民区集体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