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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楚辞》的编订与《招隐士》主题 《楚辞》的编订成书和定名的时间，学术界迄今未有定论。总括诸家之见，最具代表性者有四： 其一，王逸认为《楚辞》的编订和命名是刘向完成的。从东汉到现代，大多数《楚辞》的注释本和论著都承继了王逸的论见。 其二，金开诚、葛兆光肯定“淮南王幕府对‘楚辞’有收集传习之功”，但认为首次编订和命名是王逸。 其三，姜亮夫认为，“屈、宋之作辑录为一书，当出刘安”，姜先生肯定刘安对《楚辞》的首次编辑权，但未提及《楚辞》定名一事。 其四，汤炳正和李大明提出，汉初流传屈原《离骚》和宋玉《九辩》的合集，编辑者可能就是宋玉。刘安在合集的基础上增辑了收集的作品，“并将这个增辑本定名为《楚辞》”。两位先生首次提出《楚辞》由刘安命名的宏论。 一、今本《楚辞》在汉代的三次编订 《楚辞释文》篇目次序： 离骚第1 （屈原） 九辩第2 （宋玉） 九歌第3、天问第4、九章第5、远游第6、卜居第7、渔父第8、 招隐士第9 （淮南小山）； 招魂第10 （宋玉） 九怀第11 （王褒） 七谏第12 （东方朔） 九叹第13 （刘向）； 哀时命第14（严忌） 惜誓第15 （贾谊） 大招第16 （屈原或言景差） 九思第17 （王逸）。 今本《楚辞补注》篇目次序： 离骚第1 、九歌第2、天问第3、九章第4、远游第5、卜居第6、渔父第7 九辩第8 （宋玉） 招魂第9 （屈原或景差） 大招第10 （屈原或景差） 惜誓第11 （賈誼） 招隐士第12 （淮南小山） 七谏第13 （东方朔） 哀时命第14 （严忌） 九怀第15 （王褒） 九叹第16 （刘向） 九思第17 （王逸） 。 《补注》的篇目次序和《楚辞释文》目录存在差异，正是这一差异性为我们审视《楚辞》的编辑过程提供了重要线索。 据白化文考述，洪兴祖《补注》附录的《释文》大约成书于五代时期，其篇目的目录次序与晁公武《读书志》、陈振孙《解题》所著录的《释文》目录完全相同。 汤炳正先生认为“《释文》篇第，盖旧本”。 汤先生所说的“旧本”至少告诉我们：和《释文》目录次序相同的《楚辞》文本，应该是指汉魏时期的通行本，可能同初本《章句》是同一个系统，而且比现在所传的《章句》本肯定要早。 如果按《释文》篇目，作者排列次序依次为：屈原、宋玉、屈原、刘安；宋玉、王褒、东方朔、刘向；严忌、贾谊、屈原（一说景差）、王逸。 很显然这个篇目次序是比较杂乱的，但这个杂乱的篇第却清楚地表明，《楚辞》至少在唐以前经过了三次编订。 第一次编订时，收录了《释文》目录或者说初本《章句》目录中从《离骚》第1到《招隐士》第9的作品，应该是刘安所辑，共计27篇，并首次定名《楚辞》，我们姑且称为古本《楚辞》或旧本《楚辞》。其中除了刘安自己的《招隐士》和宋玉的《九辩》两篇外，其余25篇都是屈原一人的作品，而且汉代只有刘安一人。 这个本子大概就是西汉中晚期文人学者中流行的读本，东方朔、刘向等人所读就是这个传本。 第二次编订时，收录了《释文》目录中《招魂》到《九叹》的作品，编订者为刘向，共计新增26篇，其中《九叹》9篇为刘向自己的作品，其余17篇为宋玉、王褒、东方朔三人的作品。 假如宋玉曾经编过合集，他应该将自己的两篇一次收录。假如首次是刘向编订，也不该将《招隐士》放在宋玉两篇作品之间。说明宋玉的《招魂》是刘安编订本之后他人补入的篇目。 第三次编订时，增录了《哀时命》第14到《九思》第17的12篇作品，其中《九思》9篇为王逸的作品，其余为严忌、贾谊、屈原（一说景差）三人的作品，编订者为东汉初期的王逸。 王逸不仅对古本《楚辞》进行整理编订，并结合东汉的通用语言对全部作品做了注解，各篇之前撰写序言，指明作者、写作时间、命题意义等，题名《楚辞章句》，这就是最早的《章句》底本。 如果《释文》目录反映的是王逸《章句》的旧本面貌，我们对汉代的三次编订可以作这样的评判： 根据古书编订的通例，“楚辞”第一次编订应该将宋玉的作品放在屈原作品之后，不该放在屈原作品的中间，可能当时刘安把《九辩》也当成了屈原的作品。 第二次编订的次序应该是：宋玉、东方朔、王褒、刘向。东方朔生活在汉武帝时期，王褒生活在汉宣帝时期，按照人物生活时间和作品创作的大体年代，东方朔应在王褒之前，不知何故，第三次编订时刘向将王褒排在了东方朔之前，不能不说是刘向的一个失误。 第三次编订，如果按照作者生活时代的顺序，应该是：屈原（一说景差）、贾谊、庄忌（严忌）、王逸。因为，庄忌生活在汉武帝时期，和刘安同时，晚于贾谊，不应该放在贾谊之前，这是王逸的失误。 《释文》目录次序的《楚辞》篇目次序，或者说王逸初本《章句》的编订次序，出现杂乱的原因，我们认为大概有两种可能： 一个是刘向编订本身不够严谨；一个可能是刘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