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_曹顺庆_变异研究.pptVIP

* * * * * * * * * * * * * * * 2、翻译文本研究 译介学的译本研究包括译本与原文的对照、不同译本的比较、译本的变异等方面。但是，译介学的这些研究与传统译学不同在于，译介学的研究诉求并不在于得出孰优孰劣的结论，也不是为了指出误译之处从而指导翻译实践。因为译介学将翻译的叛逆视为必然而不是过错，所以它对译本的细读与勘校，主要是为了深究文学交流中的深层问题，比如说各种文化/政治因素如何制约了翻译行为。比如林纾在翻译《堂吉诃德》时，原著第一部第三十一章讲述男孩安德列斯再次遇见堂吉诃德，责怪堂吉诃德上次的多管闲事，不但没能救得了他，反而使他遭受了主人更加凶狠的毒打，而且连工钱都被扣下了，于是他诅咒堂吉诃德说，“上帝要叫您还有天底下所有的游侠骑士都不得好死”。而林纾在此则译为“似此等侠客，在法宜骈首而诛，不留一人，以害社会”；并在括号之内加上自己的评论，“（吾于党人亦然）”，完全置原文于不顾。（《魔侠传》第四段第四章）。在译介学看来，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翻译的准确性的问题，而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即译者的主体性如何导致翻译积极发生变异。再比如，英国作家哈葛德的小说《琼·海斯特》1901年由蟠溪子和包天笑译成中文《迦茵小传》，当时只译了后一半，删去上半部分不译，主要是为了隐去迦茵怀孕生下私生子的情节。因此，1905年林纾、魏易合译的全本《迦茵小传》出版后，即引起道学家的攻击，“今蟠溪子所谓《迦因小传》者，传其品也，故于一切有累于品者皆删而不书。而林氏之所谓《迦因小传》者，传其淫也，传其贱也，迦因有知，又曷贵有此传哉！”全译本遭斥责，而节译本却获赞赏，这恐怕也是以忠实原著为旨归的传统译学难以解释的怪现象。而译介学会将其作为典型个案，剖析彼时的社会文化语境、意识形态如何制约了翻译。 3、翻译史研究 1938年，阿英写作了章回小说体的《翻译史话》，虽然最终未能完成，但也可视作是文学翻译史的圭臬之作。事隔二十年之后，才出现了另外一本文学翻译史，即北大西语系法文专业57级集体编写的《中国翻译文学简史（初稿）》（1960），但是该书并没有正式出版。这本书虽然是“大跃进”的产物，携带着那个时代的印痕，但它梳理了上起汉唐时期佛经典籍的翻译，下至写作时间的1958年间上千年的文学翻译活动，建立了翻译史写作的基本架构——以时间顺序为主要线索，将翻译历史分成不同时段；然后概述每一阶段的翻译状况，评述重要翻译家的翻译活动；同时注意揭示翻译活动与社会历史语境变迁之间的关联；辟专章讨论被译介的外国文学对本土文学的影响。大约三十年后出版的第一部中国文学翻译通史类著作《中国翻译文学史稿》（1989）基本沿用了这种书写体例。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各语种文学研究者开始回顾整理该语种文学自晚清以降一个世纪的汉译活动，不到十年间出版了六七本翻译史著作。比如孙致礼的《1949-1966：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1996）、陈建华的《20世纪中俄文学关系》（1998）、卫建平的《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辩》（2004）……此外还有郭延礼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为代表的文学翻译断代史研究。可见，翻译史的研究与写作目前已经成为学界热点之一。 译介学的翻译史研究与写作着意于这样一些问题：首先，通过重新检视翻译的历史，重建译文与原文的关系。比如近年国外学者对翻译史的研究表明，中世纪的译者并没有原文高人一等的观念，这种观念是西方启蒙主义的产物。而美国学者劳伦斯·韦努蒂在《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1995）这部著作中，详尽研究了自德莱顿以来的西方翻译史，他认为由于对通顺、忠实的翻译原则的恪守，译者一直是隐身不可见的，译文越是透明，读者越感觉不到译者存在。对这种“归化”翻译原则的独尊，往往使得异域文本所携带的文化差异在翻译的过程中丧失。中国翻译史中一个著名的例子可以用来解释韦努蒂的观点。民国时的赵景深在翻译一篇小说的时候将Milky Way译成“牛奶路”而成为现代翻译界一个广为人知的笑话，普遍认为正确的译法是“银河”。因为“牛奶路”让中文读者感到莫名其妙，只有译成“银河”这个中国文化意象才能为人理解。但是嘲笑赵景深的人没有想到，译成“银河”，那么Milky Way所携带的西方文化传统就完全失去了。因为Milky Way是宙斯之妻天后赫拉的奶流出来形成的，是奥林匹斯山众神上下山的道路。这就是韦努蒂所说的归化翻译消弥异域文本的文化差异的典型事例。而韦努蒂通过对英美翻译以归化为主的历史揭示，要指出的是英美文化因此巩固了自身，强化了以自己文化为中心的倾向。这其实也就没有形成真正的文化交流，翻译也因此丧失了作为跨文化交流媒介的意义。其次，受勒菲弗尔操控理论的影响，译介学的翻译史研究关注在怎样的语境下一种异域文学被引入，翻译如何在意识形态、文学批评、外语教育、出版机制、文化市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