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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车PK出租车（等7则） 专车PK出租车 为什么专车能实现传统汽车租赁行业和出租车行业所无法实现的目标？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均质的服务，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大批忠实用户。二是通过互联网技术，可以实现对资源的充分利用。 无论是滴滴还是快的，它并不直接购买车辆，也不雇佣司机，它只是把目前社会上闲置的车辆和司机进行配置，从而使需求和供给发生匹配。如果观察并记录一辆车一天中的运行情况，就会发现即使是一辆日租的车辆，很少有车会一整天都在路上行驶。车辆作为交通工具，其本质即为交通，是帮助客户在两点之间实现物理的移动。所以大多数时间，车辆处于停放状态――一辆车的闲置时间要大大高于运行时间。但是由于车辆以及司机的相对难以移动，在过往汽车租赁行业，最短的时间为日租。而专车的出现，则打破了日租的形式，时租能使车辆在完成一个任务之后即奔赴下一任务，充分盘活闲置车辆，提高车辆使用率，降低闲置率。由于提高使用率，对于只用一趟车的人而言，大大降低了价格。 必须指出的是，正是汽车使用效率的提升，才使得专车服务价格能低于传统的汽车租赁业。但仅仅有低价还是不够的，否则很多人就会使用出租车而不是专车，专车均质化的高服务水准是其获得用户回头率的重要原因。 当然，从司机角度而言，专车服务的最大收益就是收入得以增加，为某个品牌的专车服务的司机收入超过了个体户司机：提供专车服务的司机，很多人的月收入超过一万甚至有过两万的。很显然，这个收入是来自于公司品牌溢价。 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专车服务的出现，公司才战胜了个体户，尽管这在绝大多数行业来说是天经地义，但是在中国的租赁车市场还是第一次，认识到这一点，对我们下一步所要进行的出租车市场改革可能是至关重要的。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傅蔚冈 民众应该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今年我的期许是民众能够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走过这一年，这种期许更为强烈。作为生命体，会有各种希望和诉求，最基本就是安全感，免于恐惧的自由是底线。我们会有很多“高大上”理想，作为国家，希望赶超，作为个人，渴望财富、权利，这很正常，但这些理想需建立在免于恐惧的自由之上。如果没有这种自由，任何“高大上”的想法都会落空。 免于恐惧的自由不是做任何想做的事，更重要的是社会要给民众提供一套使个人可以免遭奴役、免于恐惧的制度。这一制度能够抵御随时面临的各种恐惧，这种制度就是法治。如果2015年希望在此方面能有所突破，法治改革一定要到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院长高全喜 把中国建成法治社会非常重要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论证了最大值和最小值规则，未来的社会不是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能得到什么，而是在不好的情况下，我们能够保住哪些权利。我认为这是一种比较理性的思维方式，不能在设计制度时假想每个人都是天使，必须假设每个人都是魔鬼的时候，我们还能得到哪些保障。 从悲观主义角度出发，可能更有利于思考制度。如果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也就是人身安全都无法保障，恐怕更无法拥有其他权利。如果一个人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都无法预期，更不可能看到幸福。 ――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友渔 依宪治税应该取得新进展 新的一年，希望能在依宪治国上取得一些进步，这是国家转型的突出表现，核心问题就是依宪治税。公权力应该关进笼子，笼子应该由税收等一系列的制度约束编织而成。笼子要约束政府的财政权力，主要是预算权。 当前依宪治税存在多方面漏洞。税收立法性不足，大部分税收并没有经过立法，而且具有“权移于法”的倾向，比如两周之内两次提高燃油税税率，就是权力转为法律的表现。人大审批预算是一揽子行为，没有细化到项目，预算的编制和执行集中在政府财政部门，人大只是看客。预算不透明问题严重，更不用说与之相关的问责机制。 按照规划，2016年要基本形成现代财政制度，如果没有相关的立法保障，可能会进一步出现财政行政化倾向，而人大可能无法在这一过程难以发挥实质作用。 所以，我期许新的一年征税权和资源配置权一定要建立起外部制衡，这是底线；确立税收同意在先，特别是房产税、个人所得税等直接税，立法要加快，这与每个人利益息息相关；人大要依宪行财政之事，预算的编制权和执行权应该分离，在人大常委会下设立预算委员会，国务院下设立国家预算编制委员会，二者对接，改变财政部门的一揽子现状。人大监督预算的编制和执行应该是全过程，人大在财政方面无实质权力的现状希望来来一年能有所改变。 ――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 法治和德治的关系辨识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强调全面依法治国的同时也强调了以德治国，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关于法治与德治的关系，理论上有太多的误读。笔者认为，法治和德治之所以能够共存，是因为二者所针对的领域不同。法治所面向的是有关法律规范的领域，而德治所面向的则是除法律规范之外的其他社会规范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