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理念下我国农村民间调解司法权威的塑造.docVIP

依法治国理念下我国农村民间调解司法权威的塑造 摘 要 我国传统“不偏不倚，调和折中”的和合文化和古代“调处息讼，止争求和”的司法经验，共同催生了除正常的司法审判实践外，民间调解亦成为解决我国农村地区民事纠纷的重要手段。长期以来，乡土村落地方文化始终作为这一独特解纷手段的存在依据和权威基础。然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新常态，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时代变迁，曾作为规范村民日常行为的地方民俗日渐衰亡，而现代法治思想正逐步向社会各个方面确立和延伸。本文指出，在司法改革日益增进的历史背景下，只有塑造我国农村民间调解的司法权威，促使其从传统地方民俗向现代法治文明的迈进，才能让民间调解在农村社会历史变革的洪流中承继和发展，成为中国司法制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在新的起点上奏响司法为民的最强音。 关键词 民间调解 司法权威 传统民俗 现代法治 作者简介：暴敬军，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研究方向：民法。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9-016-02 一、 我国农村民间调解司法权威的文化基础与历史源流 （一）传统农耕经济基础上衍生的内敛而持久的地方民俗文化 按照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划分，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形态无疑是一种典型的农耕社会，即仅仅依靠原始的农业耕作而赖以生存的社会。在人类社会早期，中华民族的先民们便在黄河流域生产劳作、繁衍生息，而“重农抑商”的治国策略更是贯穿我国封建社会的始终。这种以渔樵耕读为代表的农业生产模式，不仅创造了以儒、道、墨等诸子百家为主的上流文化，也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了一种适应当地生活需要的人际交往理念和礼俗制度，如尊老爱幼、邻里相帮、合作包容等。这种独特的地方性传统民俗，历经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迁，绵延不断、长盛不衰，始终保持着自己特有的气质风貌和文化特征，在我国社会管理和公共秩序维护中发挥着实际的规范准则作用。 （二）近代西方法治思想对我国农村原始秩序的冲击和侵蚀 历经鸦片战争的失利，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了向近代社会逐步转型，作为其中重要内容的社会生活方式和习俗，在力度和深度上，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迁，一些西方先进生产、生活方式被移植过来。其中，近代西方世界诞生的法治思想和法律制度也通过“送法下乡”的方式进入了村民的视野，踏上了农村的土壤，但却并没有真正扎根于我国乡村社会，赢得村民们的信赖和支持，相反，遭到了强烈的排斥和反对，甚至对法律的误读。在传统地方民俗与现代法治文明的博弈当中，我国社会呈现出游离于二者双重地带的怪圈，而生活于此的人们也困惑不已。时而笼罩在前者的光环之下，时而投于后者的怀抱。 二、 我国农村民间调解司法权威塑造的理论基础及现实依据 （一） 理论探索的必然要求：维系农村民间调解传统权威文化根基的羸弱 追根溯源，民间调解萌发于我国传统“不偏不倚，调和折中”的和合文化，长期以来，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教义和地方权威始终作为支撑其健康生长的基础，维系其正常运作的坚实后盾。然而，面对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带来的思想冲击，我国传统精神文化自身已面临严峻挑战，再将其作为民间调解制度的根基必然显得羸弱。此外，作为民间调解制度赖以生长的土壤和空间――我国农村，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社会变迁，原先所谓的“乡土社会”、“熟人圈子”也正悄然发生着变化，而这也必然引发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因为“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 我国传统文化中绵延数千年的“谦让忍耐”、“睦邻友好”的处世原则和行为习惯，与法治观念盛行的现代社会日渐不相适应，因此，独特的研究视角、创新的思维模式已成为突破这一瓶颈的必然选择。 （二）当前农村纠纷解决现实的困境：我国农村民间纠纷解决的合理化需求 当前，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进入攻坚时期以及政治、经济、法律等领域改革的深入贯彻，我国社会基层，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也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结构蜕变。正如有些学者所说：“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以血缘为纽带形成的农村社会关系逐渐由以契约为依据的社会关系所取代。封闭性的地缘关系正随着农村人口的外流和流动杂居而改变。” 与之相应，我国农村民间纠纷也不再仅仅局限于家长里短、遮羞避丑的夫妻问题和婆媳纠纷，人身权利的纠葛、财产利益的争夺日渐增多，且愈演愈烈。面对这一不争的事实，传统农村民间调解难免捉襟见肘。因此，如何及时有效化解我国农村日益增多的民间纠纷，满足村民们的合理化需求，已然成为摆在司法研究人员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 三、 我国农村民间调解司法权威塑造的路径探究 （一）农村民间调解理论研究的发展与创新――现代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和我国传统非对抗司法因子的吸收和借鉴 以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为代表的当事人主义（Adversarial sy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