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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性兑付是信托危机的毒药 本刊记者 谭保罗 2014年02月11日 尽管还有投资者声称将继续索要利息，但中诚信托的本次兑付危机总算大体落定。从信托法理来看，中诚信托和工行这两家“央企”都没有对30.3亿的信托计划进行“刚性兑付”的义务，而最终，投资者仍拿到了全部本金，以及不菲的年均收益。 危机得以化解，固然证明了“央企信托”强大的资源协调能力，但事件最重要的价值并不在于商业，而在于社会和政治层面。不难发现，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断然没有央企高管愿意吃下债务违约的第一只“臭螃蟹”。 由第三方接盘一堆“负资产”，到底是“市场行为”，还是各方妥协下的隐性“刚性兑付”？外界质疑不断。一直以来，在中国的金融市场上，一些本该由交易利害关系人、富裕的投资人所承担的成本往往可以通过种种渠道，转移到其他人身上。正如同剥离银行坏账一样，少数玩家应承担的成本由多数普通人埋单。这种显失公平的“成本转嫁”，总能大行其道。 更重要的是，收益率堪比麦道夫“庞氏骗局”的信托，由于“刚性兑付”的存在，竟可以零风险！在一向缺乏风险教育和风险意识的金融市场，人为地扭曲风险定价的原则，将可能为更大的危机埋下伏笔。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到，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而“刚性兑付”无疑是市场的失败。 央企信托 一家信托界的“央企”，要摆平30.3亿的兑付危机并不是难事。 2012年5月，中诚信托“诚至金开1号”的3年信托期限尚未过半，其投资企业振富集团的实际控制人王某便因高利贷而被刑拘。之后，兑付危机持续发酵。在到期日2014年1月31日之前的几天，事件进入高潮，并迅速收尾：投资者可拿回本金，但最后一年的收益不保。有投资者透露，算上前两年的受益，摊平下来，3年平均收益仍可达到7%。 目前，3年定期存款的基准利率不过4.25%，投资者说不上亏。作为代销商和受托方，工行和中诚信托都声称并未“兜底”。看起来，这是一个完美的多赢局面——当然，那家接盘这笔“亏本生意”的第三方隐蔽的“真正诉求”才是问题的关键。 不过，谁来接盘其实也没那么重要。“诚至金开1号”下面的“冰山”有多大，“刚性兑付”能兑付到何时，这些才是未来要面对的问题。 “难道真的让振富能源破产清算吗？当地政府同意吗？下岗职工怎么安置？清算了，投资者就满意了吗？”用益信托工作室首席分析师李旸认为，第三方接盘的处理结果属于“预料之中”。“这个事不能纯粹从商业上来考量。” 实际上，从2011年中国GDP增速放缓开始，信托业已屡有本息到期但兑付困难的情况出现。“中诚这一单，因为数额大了点。那些三五亿的项目，信托公司自己就能解决，外面可能根本不知道。” 李旸对《南风窗》说。 信托公司“解决”危机的能力一直不可小觑。在中国金融体系中，它们一向拥有超乎想象的资源协调，乃至游说能力，而这些能力主要来自其深厚的股东背景。中国信托业协会2013年3季度末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行业有67家信托公司，该数量不到全国银行数量的1/2。可以说，信托公司的入行门槛一点不比银行低。 从资产规模和经营实力来看，排名最靠前的都是以“副部级”央企为股东的信托公司，比如中信集团的中信信托、华润集团的华润信托、中石油的昆仑信托、国家电网的英大信托等。而其他排名相对靠后的，也是那些以经济大省或中心城市政府为背景的信托公司。某种程度上讲，信托才真正是中国金融体系中的“少数人游戏”。 以中诚信托为例，其前三大股东分别是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和兖矿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约为32.9%、20.3%和10%。其中，国华能源隶属于中央级煤企神华集团，而第三大股东为兖矿集团，为山东省重点国有企业，也是我国第四大煤炭国企。而其他小股东之中，超过半数光从企业名称上看，就和煤炭、能源相关。 中诚信托原为“中煤信托”，2004年方才完成增资扩股和名称变更。2008年，财政部将其持有的中诚信托国有股权，以增加国家出资的形式全部划拨给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可以说，中诚信托是一家名副其实的央企。 既然和煤炭行业有着深厚渊源，那么为这个行业融资也属义不容辞。而投资者的质疑也表明，中诚信托在信托计划的管理上存在“失察”。比如，振富能源旗下煤矿的采矿权一直存在瑕疵，但信托公司并没有做足够的尽职调查。 “失察”一直是中国信托公司的软肋，这个软肋和行业的“融资导向”密切相关。一位知名的信托研究学者对《南风窗》记者说，在西方，信托是财富管理工具，而在中国，信托仅仅是融资方的融资手段，因此必然难以尽到“受托”义务。 西方信托业始于财富转移和管理的需要，而中国信托业始于筹款。改革开放初期，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普遍缺乏建设资金，因此纷纷设立信托公司融资。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信托业在30多年的时间内，已经历6次大整顿。但不论如何整顿，信托业的“融资导向”基因异常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