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洁若：人生第一要事是读书.docVIP

文洁若：人生第一要事是读书 　　写书译书是替父亲还愿 　　我这一辈子出的书，已经数不过来了，上世纪90年代时便有100多种，后来也就懒得再数。 　　我的祖父当过20年县官，出过几本线装书，我父亲在世时总说，自己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出过一本书。我今年88岁了，还在埋头译书、写书、出书，我想，这是在替父亲还愿。 　　我这人没什么爱好，不上网，也不看电视，唯一的娱乐就是看书。“文革”时不能看书了，我总说，得谢谢那十年，救了我的眼睛，不然现在可能已经瞎了。我从小就近视，13岁戴眼镜，现在仍有900度。 　　喜欢看书，这是从小养成的习惯，我父亲看我有坐性，总叫我“长眼皮”“小傻子”“小呆子”。 　　那时我们还在日本，生活条件比较好，但最受不了邻居的日本小孩总在楼下冲我们喊“支那人，支那人”，我父亲穿着木屐、拄着拐杖去追打，可他哪里追得到。1936年，我9岁时，父亲决定回国，结束两年的旅日生涯，那时我们都很高兴，幸亏当时回来了，第二年“抗战”爆发，我们得算难民，那就什么也带不走了。 　　刚回北京时，吃了一惊。因为记忆中的家很大，房间很多，可回来才发现又小又破，我大姐说，小孩七岁才“开明目”，此前的记忆不算数。 　　我在日本时开始学日语，请了家庭教师，也就是每天两小时，可很快就掌握了，所以说学语言要趁早，我后来又学了10年英语，但我的英语始终没日语好。回国后，我进了日语小学，同学都是日本人。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一座中国城市就搞一次庆祝活动，让学生拿空灯笼满街转，每到此时，我只好一个人待在教室里看书，日本老师也理解，从不强迫我。 　　是阅读成就了我 　　那时功课少，我闲着没事，就把日文的《世界小学读本》译成中文，共10册100万字，从小学三年级一直译到六年级，不懂的地方就去问父亲，我的翻译功底就是这么打下来的。 　　后来家里经济困难，只好把这套书给卖了，父亲和我打招呼时，我说留两册吧，结果留下了美国卷的两册，可惜译稿和书在“文革”中都遗失了，那套书印刷很精美，用的是宣纸，书中很多内容我至今还记得。 　　其中有个故事是说华盛顿要到某镇视察，全镇的人闻讯去欢迎，一个女孩因为太小，被父母留在家中，正在她满心不高兴时，一个中年人上门求助，说自己又累又饿，小女孩给他水和食物，中年人吃饱喝足后问你家里人呢，小女孩说都去迎接华盛顿了，中年人笑道：你可以告诉他们，你比他们先见到了华盛顿。 　　后来我写了篇文章，提到了这个故事。因为我看到一则新闻，说温家宝总理在老区视察时，问当地人有没有困难，大家都不敢吭声，只有一个小女孩举手说：“我家有困难。”原来她父亲是盲人，母亲瘫痪，全家住在窝棚里。温家宝总理便去了她家慰问，当地群众非常感动，凑钱给小女孩家盖了瓦房，还解决了她的生活问题。 　　我在文章中说：两个故事差不多，为什么我们的书从不写这些？其实我们自己的故事也挺感人的。后来我去参加一个活动，第一次遇到温家宝总理，他冲我直笑，我想，也许他读过我那篇文章吧。 　　回国后，父亲一直在找工作，但始终没找到，我一度辍学八个月，全靠自己在家看书，15岁就读完《红楼梦》，后来又能上学了，功课始终没有落下，可以说，是阅读成就了我。 　　一边看一边抄书中的新词 　　高考时，正赶上“抗战”结束，清华大学八年没在北方招生，特别难考。我数学不太行，不懂方程式，而清华又特别重视数学，没办法，只好死记硬背，最后好像考了个95分，我们班就我和另一个同学考上了。但以后十年，我做梦常梦见自己在背方程式。 　　原以为打跑了日寇，一切会变好，没想到情况越来越糟，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太可恶了，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变成自己的了。有两个空军飞行员租住在我家，他们说上级命令他们去炸老百姓，他们不忍心，就把炮弹扔到没人的地方，或者扔到河里。他们总商量抢购金条的事，我们听了很好奇：原来金条也能抢购？ 　　对于国民党，我一点好印象都没有，确实太腐败了。 　　1950年，我大学毕业，到三联书店当校对，本来只负责排字错误，可我懂日语又懂英语，总忍不住指出漏译、错译处，这一把关，还真看出不少问题，比如一位名家将“cut”译成“砍了一刀”，两个人在街上碰面，怎么会砍起来？其实“cut”也有“漠视”的意思，显然是译错了。再比如有人译《哥尔摩斯探案集》，其实就是福尔摩斯，从俄文转译，就成了哥尔摩斯。 　　后来从三联书店分出人民文学出版社时，我们几个好管闲事的大学生被独立出来，成立了“整理科”，介于编辑和校对之间。完成本职工作外，我业余做翻译。那时翻译收入相对高，我记得翻《永远的日子》，共3万字，只用了八天，拿到200元，比我两个月工资还高，用这钱我给母亲买了一件长毛大衣，但“文革”时被“红卫兵”抄走了。 　　翻译是没有捷径的，只有勤学苦练，平时多看书，我家里也有很多书，但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