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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华的大国战略 摘 要 20世纪70年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局势剧变的时代的开始。日本作为亚洲唯一发达国家，巩固了其经济大国的地位，开始摆脱是依赖美国还是相对独立的抽象议论，在亚洲地区甚至全球都广泛而深入展开了活动。本文主要从二战结束后到冷战结束前的两个年代，即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以日本首相的更替为基数，来分析在这两个年代里日本主要的对华战略。 关键词 二战后 日本 对华政策 七八十年代 作者简介：徐紫嫣，北京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经济。 中图分类号：D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9-284-02 对美关系问题，一直被战后日本外交置于至关重要的地位。被称为战后日本保守政治外交路线总设计师的吉田茂主张日本即使推迟独立，也要积极配合美国的占领政策，以培植日美亲善的社会根基。在以对美关系为中心的外交格局之下，对华关系也就难以逸脱延展对美外交需要的实质。1952年日本虽在美国的压力之下选择台湾方面为媾和对象，从而在法理上完全排除了和中国大陆建交的可能性，但出于解决市场和安全问题的需要，吉田茂之后的诸内阁都未曾放弃与大陆保有正常关系的意图。 在社会和政治稳定的环境中，佐藤荣作首相于1970年10月第四次当选为自民党总裁，成为日本历史上任期最长的首相。鉴于佐藤内阁是战后中日正常关系时期最后一届内阁，我认为弄清佐藤内阁对华政策的展开过程及实质，是把握中日复交前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其后田中角荣内阁施行的对华政策。 在佐藤内阁成立一个月后，日美政府高层就对华政策问题正式进行协议。1964年12月，为出席联合国大会赴美的日本外相椎名悦三郎和美国国务卿拉斯克等在纽约举行会谈。这次两国外长会谈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中国问题：佐藤内阁的对华政策将沿袭池田内阁的路线，只是在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的问题上，今后的对策存在着转变的可能性，故希望和美国在这方面保持紧密协商。日本对台湾当局的态度，在维持日台友好上不会有任何变化，日本将一如既往为使台湾不被逐出联合国而做出所有的努力。 1965年2月，日本政府关于民间对华出口成套设备虽不如以前那样不加以阻拦，却明确规定对华出口成套设备及船舶的延期付款，不能使用日本进出口银行的资金;随即日本外务省也表明：对华贸易也不能动用日本进出口银行资金的方针。与此同时，日本方面通过原首相岸信介数次访台，给予台湾方面一亿五千万美元贷款的承诺。1966年元旦，《朝日新闻》刊载了佐藤首相关于日本政府外交构想的谈话要旨。佐藤在这个对话中就今后日本外交的努力方向，虽然强调了要继续和亚洲所有国家维持友好关系，但对华关系的问题上却说：去年的中日渔业协定是民间协定，从日本政府立场看，它没有任何意义;而且该协定充满指责美国、批判“日韩条约”的内容，所以我觉得缔结这样的协定“不可思议”。佐藤首相这种对发展中日关系的消极姿态，必然会影响到该内阁在其他对华关系问题上的应对处理。 尽管如此，整体而言，佐藤内阁此期的对华政策仍是以政经分离为其底线的。所以，当1971年7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决定访华的消息给日本政界带至旋风般冲击之际，佐藤首相竟然依旧不改对华慎重论的立场。其基于日本政治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在上台执政前及其后一个时期内，的确考虑过改善对华关系，甚至解决邦交问题，但这些外交构想终因美国方面的反对，而当时日本在解决内政外交及领土等一系列问题上又必须依靠其协助，加上因中国国内的政情变动而致对华观趋于严厉，遂在对华关系问题的处理上逐渐消极化。尽管如此，该内阁迫于国内外关于对华复交的压力，也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维持着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及文化交流。这个看似以保守和被动为特征的对华立场，实质上正是为适从美国方面反对日本推进对华关系和国内外要求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政治博弈而做出的政策选择。 1972年6月冲绳归还日本后，当时的佐藤首相便以自己的政治使命基本达成为由正式宣告引退。于是，自民党内四大派阀领袖田中角荣、福田纠夫、大平正芳、三木武夫先后表态出马竞选下任自民党总裁。随后，田中和大平、三木以及另一派阀领袖中曾根康弘约定：下届政府务必将对华复交作为最为迫切的政策目标，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四派选举联盟，以阻止被认作是佐藤路线的继承者福田当选总裁。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田中是对自民党议员承诺执政后即可解决对华复交问题，才被当选执政党党魁并受命为首相的。 不仅如此，田中得以上台并在组阁后匆匆表态施行对华复交政策，事实上还受到了日本国民尤其是主要在野党的推促和压力。日本社会党在1970年8月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觉得推进对华复交国民运动，野党公明党则在1971年和中方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出了关于台湾地位的五项原则。所以，田中首相在组阁当天即发表“中日关系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