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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应该“去意识形态化”看中国变化 【随着新媒体的不断发展，全世界传统媒体都面临着巨大危机，“纸媒已死”也逐渐从口号变成了现实。新媒体的兴起也对政治治理提出了新挑战，但在西方媒体眼中，依旧以双重标准看待中国，认为新媒体并不能动摇中国的“审查制度”。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误解有多深？作为新媒体以及与新媒体同时代兴起的新型智库，在化解误解方面又能做哪些工作？ 本文为8月18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北京校友会上的主旨演讲，特此感谢。】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北京校友会上演讲 女士们、先生们： 晚上好！ 非常感谢邀请。今天能来参加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北京校友会，终于实现了我当年没有完成的梦想，因为十多年前，我曾申请LSE，但失败了。所以首先向大家致敬，为能在那么优秀的大学里曾生活和学习过。 从与英国《金融时报》的亲历说起 几个月前，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FT）总编辑巴伯到人大重阳。那天上午，他刚采访完李克强总理。在重阳，他问到：作为新型智库，你们能影响中国决策层吗？我说，当然，我们很努力地在提升决策影响力。 整个下午，英国最有权力的媒体人与中国一家新型智库负责人，聊得非常愉快。我很坦率地批评：“过去36年，西方媒体对中国报道大部分是负面的，当历史学家翻阅资料时，会发现你们对中国的巨大进步几乎没有记录，难道不为此觉得羞愧吗？” 巴伯回答说：“不！不！我们FT不是这样的。” 结果三个星期后，FT今年唯一一次报道中国智库产业，把我所在的研究机构歪曲成了一家民族主义的、房地产商资助的中国新型智库。我真想往英国发一份律师函，现在看来，没必要了。因为它已卖给日本人了。 结合我自己将近10年的媒体人经历，以及与《金融时报》的接触和它的现状，我再确认了几个关于媒体的新观点，权当是对本次演讲的开场假设： 第一，全球纸媒面临着巨大危机，互联网冲击是纸媒危机的重要原因。 过去10年，报纸广告在全球广告支出比重已从30%降至15%，杂志广告比重从13%降至7.3%。在中国，2014年已经有超过30家纸媒停刊或者破产，报纸和杂志的覆盖面和影响力持续陷入困境。《纽约时报》已经确定从2016年起不再出纸版。“媒体”的本质正在发生变化，Twitter、Facebook、微信、微博等“自”媒体的崛起导致传统媒体地位的进一步下降，媒体人“无冕之王”的无形皇冠已被摘除。 第二，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引发了传播变革，也增加了媒体作用的消极性。 媒体是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同时，也演变成民主化进程中的不稳定因素。人们在享受信息更自由、更高效、更快捷的同时，谣言、谎言、互联网犯罪、隐私漏洞、洗钱、恶搞、“手机低头族”，也在改变、冲击甚至威胁着我们的生活。更糟的是，互联网正在政治化，个体力量的膨胀，促成了民众的快速集聚，很容易反抗现有社会秩序。2011年以来的阿拉伯之春、伦敦骚乱、“占领华尔街”，背后都是互联网的力量。 第三，在互联网时代，中国同样受到冲击。 中国要完成作为现代国家的民主化使命，让民众享受信息平等和自由，但中国又必须规避后现代社会的信息冲击，避免“阿拉伯之春”、“占领华尔街”等事件。 由此看，我们谈论“媒体、智库与政治民主化”的议题时，实际上面临着两难（dilemma）。要承认媒体权力本身对政治运行的制衡作用，即新闻理论中的“第四权”，但媒体本身也需要“被制衡”。谁来治理新媒体，怎么治理，这是一个问题。 可惜的是，中国媒体与政治民主化的关系，通常只被集中在前者。很多人认为，中国媒体权力受到抑制，中国有宣传部，还是“审查”制度，甚至有人还认为，中国与前苏联的制度没区别。我认为，这个观点，不是错误，恐怕也是偏见，或者，至少对中国复杂性的不了解。 2008年，温哥华华人抗议西方媒体不实报道 “去意识形态化”地看中国变化 几年前，我曾问鲍勃·伍德沃德——就是当年报道“水门事件”的那位著名《华盛顿邮报》记者：“Bob，白宫会不会给你打电话？”已经60多岁的Bob立刻回答：“不！从不！”然后，几秒钟后，他悄悄说，“但是他们会给我老板打电话。”我也曾问过奥朗德总统，他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应付媒体。 可能在座各位会说，那叫“政治化妆”（Spin），与中国媒体“审查”不同。 好吧，同样是人群抗议，在西方叫“骚乱”，在其他国家则叫“革命”；同样是非法暴力，在美国叫“恐怖主义”，在中国叫“无声反抗”，还能更双重标准一些吗？ 我希望，当我们谈论中国媒体、智库与民主化进程时，首先要用“去意识形态化”话语，更不能用双重标准。几十年前，中国媒体、智库的政治话语有太多“美国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等词汇，现在少多了；但西方媒体里的意识形态用语，还存在不少。 只要“去意识形态化”，应该能达成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