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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公益诉讼在上海破冰 公益诉讼，是英语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的意译。 对于其确切定义，尚没有定论。有狭义和广义两说。 “广义论”者认为，公益诉讼是特定的国家机关和相关的组织和个人，根据法律的授权，对违反法律法规，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或特定的他人利益的行为，向法院起诉，由法院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的活动。 “狭义论”者认为，公益诉讼是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根据法律法规的授权，对违反法律、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有权向法院起诉，由法院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的活动。 区别在于，对于“特定的他人利益”，你怎么看？ 这不重要。 重要的在于公益诉讼制度古罗马时代就有记载，存续至今的生命力在于：作为法律制度整体构建中的一部分，公益诉讼制度自身有其他制度无可比拟、无法替代的优越性：它在某种意义上弥补了法律制度上的缺陷，为提高国民素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发挥一定的作用。其运作带来的法律效益远远超过它所随之带来的不足之处。 当然，公益诉讼在中国方兴未艾。 首次被正式受理 7月1日，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正式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将广东欧珀（OPPO）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和天津三星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一纸诉状告上法庭。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这两起案件。这是国内法院首次正式受理消费公益诉讼案件。 在此之前，另一桩消费公益诉讼差一点被上海的法院受理。 2014年12月30日，浙江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向上海铁路运输法院提交起诉材料，请求法院判令上海铁路局立即停止“强制实名制购票乘车后遗失车票的消费者另行购票”的行为。2015年1月6日，根据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发出的《补充材料通知》要求，浙江省消保委提供了上海铁路局的工商《档案机读材料》原件。 1月7日，浙江省消保委又向上海铁路运输法院提交了《关于消费公益诉讼有关问题的说明》，详细阐述该案符合公益诉讼特征且属于民事诉讼范畴的理由。 1月13日，浙江省消保委向上海铁路运输法院递交了《关于要求严格依法按时受理我委提起的公益诉讼案的函》。 1月15日，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再次发出《补充材料通知》，要求浙江省消保委补充提供有关被起诉人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起诉材料。为此，浙江省消保委于1月16日回函上海铁路运输法院，明确指出“强制实名购票乘车后遗失车票的消费者另行购票”的行为侵犯对象是不特定的众多消费者，每一个实名购票乘车后遗失车票的消费者都可能成为受害者，要求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依法立案。 在多次补充材料，同时多次去函要求依法立案后，浙江省消保委于1月30日接到了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不予受理的裁定书，理由是裁定该案不符合公益诉讼的条件。当天，浙江省消保委向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起了上诉。 令人瞠目的比较试验结果 此次成功被上海法院受理的消费公益诉讼，缘起于前段时间市消保委公布的一项比较试验结果。但是，更早的时候已经有苗头。 今年3月15日，上海《解放日报》刊文称，上海市消保委推出的“3?15”手机应用上线半年已获得近万名注册用户，成为消费者提交咨询和投诉的重要维权平台。借助一系列创新举措，上海的消费维权工作成为全国消协组织中的一张名片。 文章结尾特别提到，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明确消保委可代表消费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有助于降低消费者的维权成本，扩大消费维权效果。过去一些领域存在的“霸王条款”、虚假广告等问题，损害了不特定多数消费者的利益，以往采用点评、揭露批评等方式效果甚微，今后有望采取公益诉讼解决。“目前，市消保委正与华东政法大学等单位合作，就‘公益诉讼’的发起和实施等细节开展研究，并向中消协等方面积极反映、沟通，推动‘公益诉讼’尽快在上海落地。” 而6月15日公布的比较试验结果显示，在未经消费者确认和同意的前提下，19款被抽检的全新手机每台至少预装了27个软件，最多的一台预装了71个软件，大部分软件与手机正常运行并无关联。而这台被预装了71个软件的手机，就是此次公益诉讼的被告――广东欧珀公司所售的X9007智能手机。 不仅如此，还有3款手机预装的软件根本无法卸载，分别为：金立（Gionee）GN9000L（标称总容量：16G）、三星（SAMSUNG）SM-N9008S（16G）和苹果iPhone6 Plus（16G），它们分别预装了31个、44个和29个软件。而天津三星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也因此坐上了被告席。 比较试验还发现，“偷”在智能手机领域并不鲜见。 如“偷吃”容量，预装软件数量多又难卸载，侵蚀了手机实际的可用容量。比较试验显示，有10款手机的实际可用容量低于标称总容量的70%。其中，HTC的D820u（16G）的实际可用容量还不到标称总容量的47%。 又如“偷跑”流量，有9款手机存在开机、注册入网及待机过程中消耗流量的现象。其中一款某世界知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