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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摘 要：本文基于北京市金融产业集聚现状，研究金融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首先分析北京市宏观经济状况、金融业发展状况以及金融产业集聚现状，并结合1993-2012年北京市的相关数据，综合运用区位熵以及格兰杰因果检验，对北京市金融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做了实证研究。得出北京市金融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表明金融产业集聚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同样经济增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金融产业集聚，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金融产业;产业集聚;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5（6）-0078-05 　　一、引言 　　作为面临着发展动力转换、产业结构深度调整和升级的北京，进一步促进首都金融产业集聚并带动经济平稳发展，是新常态经济形势下的重要战略。由于金融业所经营的是金融商品，并不全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商品，所以比一般的生产性产业更加丰富多变。因此，就产业集聚的角度来说，目前学界尚无法给出金融产业集聚一个一致的定义，但是，当金融产业的集中度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其结果往往会形成一个金融中心，因此本文将金融中心视为金融产业集聚进行研究。 　　金德尔博格（Kindle Berger，1974）认为，金融中心的作用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能够使不同地区之间的存款和支付得以转移，另一方面也能够实现不同时区之间的私人或企业所进行的储蓄或者投资，使得投资者能够从存款者“手中”拿到金融资本。饶余庆（1997）认为，金融中心是一种“都市”，而这种都市必须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是都市中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必须要高度的集中，第二是都市中的各种金融活动要比“非都市地区”的交易更加有效率地进行，第三是都市中各种金融市场都能够自由地生存和发展。黄解宇，张志刚（2006）认为金融产业集聚是一个过程，是复杂的动态的，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结果。而梁颖（2006）则认为，金融产业集聚是指在一个国家当中，具有政府金融部门职能的总部以及金融企业的总部，向某一个区域逐渐集中，并且与其他国内的大型企业总部、国际性机构以及跨国公司之间，产生紧密联系的一种产业上的空间结构。 　　对于金融集聚的测度，主要集中于指标体系评估法与集聚指数评估法。张泽慧（2005）在研究国际金融中心时提出，金融中心需要保证金融机构安全地获利，还要具备专业化的服务以及宽松的制度环境。根据这个思想建立了金融中心指标体系，从多个维度，更加全面更加透彻地研究金融中心问题。杨再斌（2006）通过研究，进一步建立了有关金融中心的评价指标体系，其中包括了金融基础设施、经济区位、经济规模以及集聚程度等因素，更为全面的衡量金融产业的集聚情况。对于集聚指数评估法的应用表现为陈文峰、平琪（2008）利用上海1990年-2006年的相关数据，对上海市金融产业集聚做了区位熵分析，结果表明上海金融产业存在明显的集聚现象，并且集聚的程度有逐渐增强的趋势。丁艺、李靖霞、李林（2010）同样采用了区位熵的方法，从银行、证券、保险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金融产业的集聚程度，得出了东部金融产业集聚的程度高于中部以及西部金融产业集聚的程度。刘红（2008）张志元、季伟杰（2009）等学者在对金融产业集聚进行分析时，均以区位熵作为基本的指标来衡量集聚的水平。 　　金融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关系方面，戈德史密斯（Goldsmith，1969）首先提出了“总体金融发展是否会影响经济增长”这个问题，并试图分析了35个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数据，图像显示的结果的确是金融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戈德史密斯对其分析方法有所质疑，所以并没有公开承认这两者之间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莱文等（Levine，1993）在戈德史密斯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研究，认为金融结构在规模大小以及功能上的发展，使得全要素生产力以及长期经济加速增长。 　　谈儒勇（1999）利用中国1993-1998年相关的季度数据，分析了中国金融中介发展、股票市场发展以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了金融中介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另外两组数据并没有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的结论。周立，王子明（2002）以1978-2000年中国各地区的数据为依据，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做了回归分析，得出了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正相关关系。陈文锋，平瑛（2008）利用上海1990-2006年的相关数据，对上海市金融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做了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了金融产业集聚是当地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的结论。丁艺、李靖霞、李林（2010）利用中国2003-2007年区位熵的省际数据，检验了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金融集聚对我国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其中，银行业对经济增长弹性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