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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化环境与大学教学科研融合发展的模式初探 　　摘 要：教学科研的深度融合是研究型大学的共同特点，但各个大学实现融合的模式仍存在差异。本文拟基于地方文化传统和周边产业发展需求，探索地方对大学主导功能的影响，并结合对英美典型研究性大学的案例剖析，研究不同大学教学科研融合发展的主要立足点不同的内在原因。研究显示，地方不仅为大学的发展提供资金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支持，也需要大学提供人力资本、知识创新等方面的服务，因此，大学的主导功能与地方文化经济环境密切相关，而教学科研的融合则往往立足于大学的主要功能。例如，牛津大学以人才培养为重点就深受英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哈佛在基础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也与其追求真理的文化传统有关，而斯坦福大学以服务产业发展促进人才培养与科研紧密融合的模式也受到实用教育理念的影响。总的看来，研究型大学都应该力促教学科研的深度融合，这是其承载文化传播和知识创造功能的基础，但就具体大学而言，很有必要适应特定地方的文化环境，探索适合的教学科研融合发展模式，而不要陷入盲目模仿的误区。 　　关键词：研究型大学；教学科研融合；地方文化环境 　　中图分类号：G304 文献标识码：A 　　教学科研的深度融合是研究型大学的共同特点。但在我国，教学科研的隔阂和矛盾却长期存在，并已影响到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建设进程。近年来，不少大学已经在促进教学与科研的融合方面有所探索，但总的看来，仍缺乏适应学校特色发展需求的深度思考。本文拟从大学发展与地方文化环境的相互关系着手，并借鉴英美若干典型研究型大学的实践经验，初步探讨特定地方的文化和产业发展要求对大学主导功能和教学科研融合模式的影响，以期对国内大学适应地方文化特点推进教学科研的深度融合有所裨益。 　　1 教学科研融合发展是研究型大学的共同特点 　　建设研究型大学的理念虽然由来已久，但其确切内涵却难以达成共识。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卡内基教育促进基金会首次提出了研究型大学的分类标准，这成为以后大多数研究主要以指标列举的方式来界定研究型大学的起点。在卡内基的分类标准中，对科研活动的重视程度、本科专业设置的齐全程度、博士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博士学位授予的学科范围和数量以及科研经费等成为界定研究型大学的主要指标[1]。而国内研究也大多将学位授予点、科研经费[2]、博士招生数[3]或授予数、研究生或博士生和本科生的比例[4]、科研产出以及政府资助经费[5]等作为衡量研究型大学的重要指标。由这些常用指标看来，研究型大学应赋予科研活动以优先地位，能提供全面的本科教育和高层次、全方位的研究生教育，拥有可观的研究经费和一流的科研队伍[6]，因此，它应以创新性的知识传播、生产和应用为中心，以产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和培养高层次精英人才为目标，在社会发展、经济建设、科技进步、文化繁荣和国家安全中能发挥重要作用[7]。研究型大学在卡内基的指标选择中虽也强调了科研和博士生培养的特色，但仍关注到本科专业设置的齐全程度；而在国内研究中，似乎更强调科研和研究生培养，相对忽视了本科教学。这一点从中国大学评价中对学术水平和科研成果赋予了更高权重也能得到证明[8]。国内外指标选择的细微差别也显示出对研究型大学的不同认识，但它们都同时强调了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尤其强调了在研究中培养人才和培养研究型人才的理念，这也使得研究生教育受到更多关注。不过，如果忽视本科教学，将会使研究生教育失去坚实基础，从而给研究型大学建设造成负面影响。 　　国内外有关研究型大学的界定标准显示，促进教学科研的融合发展乃是研究型大学建设的内在要求。而“教学和科研相融合”的原则，最早是由洪堡提出的。他主张在一种“批判性、创造性的复杂思维活动”中，促进教学科研成为“一种连续发展的统一体”[9]。他强调通过大学的科学研究进行教学，有助于培养学生探究真理的好奇心和方法，从而使他们在科学探索中自我完善和发展，实现教育的真正目标。在洪堡的认识中，教学科研融合的立足点是人才的培养，而基本途径则是使科研服务于教学。以后，雅斯贝尔斯也强调研究应该以教学为“先决条件”，不过教学应以研究成果为“内容”，因此，科研不再是教学的手段，而是为教学提供素材，这一认识更多地关注了科研的结果而不是过程。在最先提出以研究型大学为建设目标的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从一开始就强调了教学与科研相融合的原则，提出科研是原创性科研，教学是研究性教学[10]，这一认识强调的是创新或探究的要求，因为无论科研或教学都被冠以了创新或探究的定语，但并未明确两者之间的互促关系。成仿吾则提出，教学科研要相互促进，要通过科研来提高教学水平，如果没有科研作基础，教育就将是没有观点、没有灵魂的教育[11]，这其实更多地强调了教学的主体地位，因为科研虽是教学的灵魂所在，但其主要服务于教学水平的提升，却并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