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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可写性文本”的再探讨 　　摘 要：“可写性文本”为罗兰?巴特在代表作《S/Z》中提出的文学概念，与“可读性文本”相对。此概念的提出从宏观上受到语言学转向的影响，微观则体现巴特自身理论发展所具有的现代主义倾向。其一经提出即饱受争议，本文从《S/Z》出发，从理论层面、实践层面及与“可读性文本”关系进一步阐释“可读性文本”。在作者看来，“可写性文本”是偏激的，也是独一无二的。 　　关键词：语言学转向 现代主义 可读性文本 　　罗兰?巴特一身颇具传奇性，被冠之以如“文学史家”“神话学家”[1]等称号，可见思想之深、涉猎之广。有意思的是，他本人却十分排斥此类称呼，更多时候热衷于别人称其为 “文学符号学教授”。这一称呼表达了巴特对其自身理论的得意之处：坚守符号，以符号论天下之文（为文）。巴特所持的“符号学”立场并非早已有之，从其著作来看《S/Z》正是其思想转变的分水岭：结构向解构的过度、语言向符号的转移，“可写性文本”出于这思想的转口处，新旧思想交锋，矛盾也孕育其中。 　　一、“可写性文本”出现的特殊背景 　　先考虑宏观上，20世纪的西方哲学正在发生着语言学转向。新的语言观出现：不是人类操纵语言，而是语言在支配人。这一转向随即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人类学”、“语言学”、“文学批评”等与“语言”相关的领域都开始进行对过往理论的反叛及自我革新。“文学创作”也不能免。新论者认为，人与世界、人与真实之间隔着意味不明的语言符号世界。语义不确定，通过语言了解世界不再明智。文学创作的直接对象应是语言符号本身，目的应在与探索语言符号的无限奥秘。“可写性文本”孕育于此转向中。 　　微观上言，罗兰?巴特是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之间承上启上的人物，《S/Z》写于此，“可写性文本”提出于此。此时巴特以先锋战士的姿态写作，尝试实验性的后现代主义之文，“‘批评’与‘创作’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分，两种方式都照样被归纳为写作”。“可写性文本”与“可读性文本”的提出就是对“总体系统”的反叛。《S/Z》将萨拉辛文本以五种符码任意分割，拆解其固有的意义系统，避免作品“一体化”成任何一种连贯一致的意义。“他的批评论述并没有‘重新创造’它的对象，而是根据各种传统的认识果断地把它重写和重新加以组织。”[2] 　　因其处于理论的过渡期，概念的提出存在矛盾之处，这一点将在下文中有阐述。 　　二、“可写性文本”内涵及其几点补充 　　“可写性文本”被翻译引进中国后，国内学者对其进行了充分研究，有了较为稳定的概括。 　　一种观点认为“可写性文本”和“可读性文本”都是文本，而“‘可写性文本’特点是一种‘未完成的’文本， 具有一种‘召唤结构’， 留下大量的意义‘空白’等待着读者去发现与填补， 因而是开放的、共时的、永恒的”。[3]另一观点则认为它即是对作家的两种不同写作方式的区分，又是对文学作品作类别区分。作家的兴趣“在于‘写作’本身，创造文本而不是把读者从文本引入另一个世界。这种以“不及物”的方式创造的文本，便是“可写性文本”。 　　相比之下，第二种观点更加准确、具体，符合巴特的本意，在此不赘述。 　　其次，来补充下我自己的观点。 　　“可写性文本”在理论层面具有合法性。罗兰?巴特以符号学观点看待文学，符号具有所指和能指双重属性，而符号是语言的一部分，语言为载体的文学写作是一个符号化的过程，其最后结果是由于“代码”的作用而生成一种具有“自我包容性质”的符号系统。“作者之死”后，文学文本凸显出来并自成系统。阅读文本过程中“知人论世”不再成为重心，将文本代入作者生存的年代或考察作者写就此文的目的亦不重要，固定语境下有所指的功能被削弱，相应地能指爆发，这就可能出现具有“能指的银河系”而非“所指的结构”之“文”。 　　但从实践的层面来说，“可写性文本”只能是理想性的，不存在纯粹的“可写性文本”。首先，“可写性文本”能指无限延伸的特征，必须依靠阅读。作者在文本生成后既远离文本，此时文本是一个空白，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会对文本作出或多或少不相同的理解，导致文本的多义性，亦即“复数”。理论上文本“复数”愈多，愈加接近“可写性文本”，但因读者自身期待视野的局限，阅读过程的结果总是固定在一个所指或多个所指（对文本有自身的理解），不可能完美再现“文”之“复数”，能指的狂欢更不可能出现。其次，“可写性文本”对于读者的阅读有很高的期待。巴特曾言“将能引人写作之文重写，只在于分离它、打散它，就在于永不终止的差异的区域内进行。”分离、打散文本不仅要求读者对于符码有极其敏锐触觉，时刻保持对符码所携带之意识的警惕，更要求在符码中看到无限能指，并由此产生无限联想，能指链条在重建后又破裂。这就说明“重写”过程中存在的不是系统和意义，而是断片（意识碎片），“是无休无止的现在，是所有表示个体语言都放